周作人的儿童文学理论，是西方（包括日本）的现代化进行世界性传播过程中的产物。如果说，中国儿童文学的自觉化进程，是由周作人开启的，那么周作人本人的儿童文学研究的自觉则是由西方文化开启的。而在周作人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时，日本是一个重要的存在。

周作人于1906年赴日本留学，他本来应该先学习日语，然后攻读建筑的，但到了日本，却一头扎进了“闲书”——小说、神话等里面去了。正是这种“以情趣为本”的心性，将他引向也可以称为“闲书”的儿童文学。

由于对神话的兴趣，周作人在日本得遇用人类学阐释神话的安德鲁·朗格（AndrewLang）的著作。周作人这样评价说：“于我影响最多的是神话学类中之《习俗与神话》《神话仪式与宗教》这两部书，因为我由此知道神话的正当解释，传说与童话的研究，也于是有了门路了。”575安德鲁·朗格是英国著名的民俗学家（民俗学亦称人类学）、历史学家，同时也是文学家。他是奠定神话、传说、民间童话（即周作人所称“童话”）的现代科学性研究和民俗学基础的重要人物。自1889年至1907年，他将世界各地的民间童话以及贝洛、格林兄弟、豪夫、多诺夫人、安徒生等人的著名童话编辑为《蓝色童话》《绿色童话》《红色童话》《黄色童话》面向儿童读者出版。朗格编辑的这四卷童话，给现代儿童文学的潮流以很大的影响，后人将其称为《朗格童话》或《彩色童话》。但是，我猜测，周作人可能在当时没有见到它们。朗格在《神话仪式与宗教》一书的以下论述野蛮人的原始心理状态，举出其五个特点：一为万物同等，均有生命与知识；二为信法术；三为信鬼魂；四为好奇；五为轻信。根据朗格的解说，周作人了解了神话传说以及童话的意味。

由安德鲁·朗格等人的人类学理论，周作人得到了“童话者，原人之文学”的解释。仅此，似还不能使周作人与儿童文学发生直接联系。可是，由于人类学，周作人开始对儿童学发生了兴趣：“我们对于儿童学的有些兴趣这问题，差不多可以说是从人类学连续下来的。”576周作人接触儿童学也是在日本（日本在中国新文学、中国儿童文学接受西方影响，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真是起到了不可或缺的桥梁作用）。“我在东京时，得到高岛平三郎编的《歌咏儿童的文学》及所著《儿童研究》，才对于这方面感到兴趣，其时儿童学在日本也刚开始发展。”577周作人提到的高岛平三郎是著名儿童心理学家，日本儿童心理学的创始人，他的《歌咏儿童的文学》在周作人回国十来年后仍发生着重要影响。1923年初，周作人重读《歌咏儿童的文学》，“觉得仍有新鲜的趣味”，原因之一是高岛在序里说了“在支那不重视儿童，又因诗歌的性质上只以风流为主，所以歌咏儿童的事便很稀少”的话，周作人说：“我想这一节话颇有道理，中国缺乏儿童的诗，由于对于儿童及文学的观念之陈旧，非改变态度以后不会有这种文学发生……”578从高岛这里，周作人受到了根本性的一种启发。

“民国初年我因为读了美国斯喀特尔（Socudder）、麦克林托克（Ma-clintock）诸人所著的《小学校里的文学》，说明文学在小学教育上的价值，主张儿童应该读文学作品，不可单读那些商人杜撰的读本，读完了读本，虽然说是识字了，却是不能读书，因为没有养成读书的趣味。我很赞成他们的意见，便在教书的余暇，写了几篇《童话研究》《童话略论》这类的东西，预备在杂志上发表。”579受《小学校里的文学》的直接影响，周作人开始了儿童文学研究，这时，他在日本留学时得到的人类学和儿童学的知识终于有了用武之地，他在五四前依据人类学、儿童学，用文言写下了四篇儿童文学论文：《童话研究》《童话略论》（1913年）、《儿歌之研究》《古童话释义》（1914年）。

西方（包括日本）在儿童文学发展的早期，也都将人类学的方法运用于儿童文学研究上，可以说，这是儿童文学走向现代化的必经环节。周作人第一个将这一方法移植到中国，显示了敏锐的理论目光。

进入五四时期，周作人从提倡新文学的立场倡导儿童文学。他的儿童文学理论明确形成了“以儿童为本位”的儿童观。周作人的这一儿童观，并非像很多儿童文学史研究者所认定的那样，是受了杜威的儿童中心主义的直接影响，而是受到儿童学、生物学上的进化论、英国浪漫派诗人、日本白桦派的人道主义思想的影响。

周作人的儿童观深受日本白桦派的人道主义思想的影响。周作人与白桦派的领袖人物武者小路实笃的密切关系是广为人知的，而在人生观和儿童观方面，周作人与白桦派的另一位重要作家有岛武郎的神交则更深。

1921年3月，有岛武郎在《艺术自由教育》上发表了《为单个人的人而生活》一文。在文中，有岛武郎说：“人生不是为社会，而是为单个人的人，为单个人的人的本性，为单个人的要求，为单个人的幸福，为单个人的自由。”现代市民社会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不仅个人具有对社会的义务感，而且社会更要对每个普通人持有义务和责任。因此，在这种对每个普通人持有义务和责任的现代社会到来之前，有岛武郎这样的人道主义者往往强烈地主张个人主义。有岛武郎在《为单个人的人而生活》中的以个人为至上的思想，在他创作于1920年的《不惜一切去夺得爱》一书中已经清楚地显露了出来。《不惜一切去夺得爱》一书，查周作人日记可知，周作人于1920年12月获得。

周作人在1922年1月18日，以《小孩》为题写了两首诗，其二全文是——

我真是偏私的人呵。

我为了自己的儿女才爱小孩，

为了自己的妻子才爱女人，

为了自己才爱人。

但是我觉得没有别的道路了。

周作人诗中的个人主义思想与有岛武郎文中的个人主义思想是具有相通之处的。周作人的个人主义思想在其儿童文学活动中，表现为对儿童独立人格和个人权利的坚决维护。

周作人与有岛武郎身上都有着也许可以称为女性崇拜的思想倾向。我不知道这一倾向是否与英国蔼理斯的性心理学存在直接的联系，不过，在他们两人身上，的确都有着蔼理斯的性心理学的深刻影响。日本学者小坂晋曾在《有岛文学的性心理学分析》580一文中，对有岛武郎的《克拉拉离家出走》《一个女人》《该隐的末裔》等作品，从蔼理斯的巨著《性的心理》中所受到的直接、具体的影响，做了精细的分析。对周作人而言，蔼理斯的性心理学是其重要的思想源泉，他曾在《文艺与道德》《蔼理斯的话》《生活之艺术》《性的心理》《蔼理斯的时代》等多篇文章中，引用蔼理斯的观点以支持自己的思想。当然，蔼理斯对两人的影响有不尽相同之处。对有岛武郎的影响，用小坂晋的话来说，就是，蔼理斯的《性的心理》是有岛“解除自幼年至青年时期形成的，紧紧束缚他的既成道德的绳索，以及表白自身的里比多的武器”。而在周作人，则不仅是凭借蔼理斯在科学上的权威以打破封建伦理观和假道学，确立健全的性道德，而且还将蔼理斯奉为自己人生的尊师。

周作人与有岛武郎共同具有的同情和保护弱者的心性，不仅表现在妇女观上，而且更表现在儿童观上。说到有岛武郎的儿童观，人们都会想到因鲁迅的介绍而有名的《与幼小者》。这篇作品是有岛以写给孩子们的遗书的形式写成的，其中有这样的话——

时光不停地流逝。等你们长大时，你们的父亲在你们的眼里是什么样的人，这是难以想象的。大概像我现在嗤笑可怜将过去的时代一样，你们也会嗤笑可怜我的陈腐的心思吧。为了你们，我希望你们这样想。如果你们不是毫不客气地以我为台阶，超越我而前行到更高更远的地方，那便是错误的。

（中略）

我爱过你们，并且永远爱你们。这爱并非是为了从你们那儿得到作为父亲的报酬。对于教会我爱你们的你们，我的要求只不过是接受我对你们的感谢。（中略）你们那年轻的力量，不要被已经走下坡路的我所拖累。像吃尽死去的父亲，贮存起力量的小狮子一样，你们舍弃掉我，强壮勇猛地走上人生之路就是了。

有岛武郎的《与幼小者》写作于1918年。周作人在1921年8月，用日语写下《对于小孩的祈祷》一诗，发表在日本白桦派杂志《生长的星群》第一卷第七号上。同年，周作人将其译成汉语，又发表在《新青年》第九卷第五号上。这里引的全诗是周作人将这首诗收入诗集《过去的生命》时的重译——

小孩呵，小孩呵，

我对你们祈祷了。

你们是我的赎罪者。

请赎我的罪罢，

还有我所未能赎的先人的罪，

用了你们的笑，

你们的喜悦与幸福，

用了得能成为真正的人的矜夸。

在你们的前面，有一个美的花园。

从我的上头跳过了，

平安的往那边去罢。

而且请赎我的罪罢，——

我不能够到那边去了，

并且连那微茫的影子也容易望不见了的罪。

对孩子的深挚的爱，将希望寄托于孩子身上的热切期待以及让孩子超越父辈的心愿，是流淌于《与幼小者》和《对于小孩的祈祷》中的共同思想感情。倾倒于白桦派文学的周作人，收藏了有岛武郎的许多作品。《与幼小者》得之于1919年3月，而周作人读到它也许更早一些：“有岛君的作品，我所最喜欢的是当初登在《白桦》上的一篇《与幼小者》。”581周作人创作《对于小孩的祈祷》时，受到他“所最喜欢的”有岛武郎的《与幼小者》的影响是极其自然的。

有岛武郎不仅是白桦派的重要作家，而且在大正期的日本儿童文学史上还占有重要位置。他在1920年至1922年为儿童创作了六篇作品，数量不多但却粒粒珠玑，其中的《一串葡萄》已成为大正童心主义儿童文学的重要收获。这些作品后来结集出版，题为《一串葡萄》（周作人1922年9月得到这本集子）。正如有岛武郎成为儿童文学作家不是偶然的一样，周作人与同时身为儿童文学作家的有岛武郎的神交也不是偶然的。

周作人是将有岛武郎奉作自己的为数不多的“同行者”之一的。1923年7月9日，有岛武郎殉情而死。周作人从日本报纸得知消息约一周后，写下了悼念文章《有岛武郎》，文中写道：“其实在人世的大沙漠上，什么都会遇见，我们只望见远远近近几个同行者，才略免掉寂寞与虚空罢了。”582周作人显然是从有岛之死，感到了心中的“寂寞与虚空”。

通观周作人的儿童文学理论的形成过程，日本有时是连接西方文化的桥梁，有时则直接成为影响的资源，这一事实是中国儿童文学史研究所应该记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