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拉邦小说实际上基于布鲁斯自己的生活和旅行经验，书中的许多人物都是有真实的原型的，比如大卫·林顿是以布鲁斯自己的父亲为模本；吉姆则以布鲁斯的哥哥派翠克为原型。比拉邦这个地方，跟布鲁斯祖父的畜牧站弗恩黑尔非常相似。布鲁斯早年做过新闻记者，后来跟英国人乔治·布鲁斯结婚后，又经常往返于澳大利亚和欧洲之间，这些便构成了其中一些作品的素材，如《从比拉邦到伦敦》《吉姆和瓦利》《返回比拉邦》等的素材。744

比拉邦和它的居民是澳大利亚丛林中传奇化、理想化伙伴关系的一个缩影。745居住在比拉邦的是一些近乎完美的人，他们相亲相爱，和谐地生活了几十年。比拉邦的主人大卫·林顿，在身体和道德上，都可以说是一个好典范，而他又把这些品质传给了他的儿子和儿子的好友——孤儿瓦利。父亲和儿子（包括瓦利）都拥有“古铜色的皮肤”，身材“瘦削”，“肩膀宽阔”，“眼睛炯炯有神”，说起话来声音“低沉而有礼貌”，“他们是四肢修长的澳大利亚人的最佳模本”。746而比拉邦的灵魂人物——诺拉，却是与她的父亲、哥哥以及瓦利不太一样，也不符合他们所代表的完美的民族典范模式，她是一个更令读者感兴趣的人物。一方面，诺拉具有她那个时代所推崇的女性品质：温柔善良，富有同情心。小说中，她悉心照料受伤的动物，反过来，那些动物也都非常信任她。诺拉也具有一定的音乐天分，能够令人印象深刻地弹奏肖邦的乐曲。在穿着方面，诺拉也像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中产阶级女孩一样，整洁得体，而且她还是做家务活的一把好手。然而，令读者感兴趣的并不是诺拉身上的这些女性品质，而是她在危急时刻表现出来的沉着镇定和勇敢。比如在她还是一个小姑娘的时候，就勇敢地从丛林火灾中救出了珍贵的山羊；她热爱户外活动，可是也能够忍受寂静，而不是像有些年纪大些的女性那样焦躁不安；像牧羊放马这样艰辛的体力劳动对诺拉而言不是重负而是愉快的运动，她一天中三分之二的时间都是在马背上度过的……显然，林顿先生给予了自己女儿很多那个时代的绝大多数女孩都不曾享有的自由，而这种给予，其实是基于对诺拉身上体现出来的责任感和理性的信任。

诺拉的吸引力无疑源自她心智和身体的健康，她身材高挑，“快乐的面容散发着一种无法言明的魅力”。在《丛林小少女》中作者写到，诺拉“就像丛林中的野花一样强壮、未受压制，几乎不易觉察地长大”，她做事情像男孩子一样，和自己的哥哥及瓦利是好朋友，也是父亲的好伙伴。

至于比拉邦的其他人（多是林顿家的仆人），无论种族、肤色，也都是值得信赖的朋友，常常参与林顿家的家庭活动，反过来也帮助林顿一家度过大大小小的困难。

而这些品质在布鲁斯看来，依赖的是这些人物与澳大利亚丛林的关系。比拉邦不仅是一个“美丽”的地方，更是林顿一行人力量的源泉。尽管这个畜牧站把一定形式的文明引入了荒凉的丛林，但这种文明的性质是由比拉邦与其自然环境的关系所决定的，得益于“丛林的教义”：自制、自力更生、简单、直率。在比拉邦，工作“比任何游戏活动都好”，总是洋溢着一种互助的气氛，没有什么比这对形成和发展性格更好的了。澳大利亚丛林是独一无二的澳大利亚人性格的来源，反之，也是澳大利亚对世界的贡献。747

总之，林顿一家和比拉邦畜牧站理想化了澳大利亚人的生活，也创造了一种澳大利亚形象。在许多方面，比拉邦都是澳大利亚理想生活方式的代表。748它提供了一种有序、确立、自给自足和舒适的社会观念，这种社会推崇的是清晰、公平、保守的价值观。749另外，比拉邦系列小说也展示了一幅浪漫的户外生活的图景，婚礼、孩子、战争、丛林大火、金矿的发现，还有其他各种探险吸引着读者（城市的和乡村的）沉浸其中几十年。

如果说特纳描绘的是澳大利亚的城市家庭的话，那么玛丽·格兰特·布鲁斯则描绘了丛林中的家庭。两人都是坚定的民族主义者，特纳突破了过去的文学传统，选择书写肮脏破旧但生机勃勃的澳大利亚城郊生活，她对日常生活以外的事务很少关注，因此同时代文学中经常出现的大英帝国元素在特纳的作品中几乎不见；而布鲁斯书写的是澳大利亚人丛林生活的传统，对于她，正是丛林的特殊性质创造了真正的澳大利亚人，林顿一家是那种不需对任何人感到卑微的人。尽管布鲁斯并不否认澳大利亚在大英帝国的位置，甚至也对此心怀感激，但是在她的书中，大英帝国仅仅是澳大利亚地理位置的一个标示。澳大利亚才是她故事中人物的历程的起点，而不是英伦诸岛。750

布鲁斯的比拉邦系列小说对20世纪上半期澳大利亚人（主要是白人）如何看待他们与丛林的关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除了比拉邦系列，布鲁斯还创作了不少其他的儿童小说，也大都是以丛林等澳大利亚乡村作为背景的，也都表达出与比拉邦系列小说相似的儿童观和生活观。如1914年的《盖瑞的洞》（Gray’sHollow）、1918年的《迪克》（Dick）、1923年的《鸸鹋地的双胞胎》（TheTwinsofEmuPlains）等，特别是1938年的《皮特讲的故事》（ToldbyPeter）显示了布鲁斯作为小说家的叙事才华。这部小说采用第一人称，以故事主人公的眼光为叙述视角，讲述一个激动人心的、充满动作性的探险故事。

与比拉邦系列小说一样，布鲁斯的这些作品在建构澳大利亚人的精神特质（特别是在二战以前）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其作品体现和拓展了丛林邻居的概念，对丛林之美的描绘也饱含热情。布鲁斯把乡村生活看成是抚育儿童的最佳地方。751她笔下的形象，特别是女性形象，更接近现代女性形象：能干、强壮、独立。生活尽管艰辛，她们却乐在其中。

另外，布鲁斯编辑的原住民梦故事集《巴卡木卡的石斧》是她个人最喜欢的一本书。为了编辑创作这本书，布鲁斯曾花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研究原住民和他们的传说。752

布鲁斯的一些作品后来引起过争议，人们认为其中的一些内容具有冒犯性和不合时宜的内容，这主要体现在其所塑造的澳大利亚原住民、中国及爱尔兰移民的原型上，后来再版的书都删改了这些内容。

20世纪上半期，特纳和布鲁斯这两位作家通过她们的作品，给澳大利亚读者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世界观，她们所探索和展示的“真正的澳大利亚性”深深影响了澳大利亚国内和国外一代人对这个国家的看法，两位的名字也因此载入澳大利亚文学的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