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新美南吉：在死亡的阴影下讴歌人生

在日本儿童文学界有着“北有宫泽贤治，南有新美南吉”的说法，意思是说，此二人一北一南，构成日本文学的双璧。南吉与贤治被如此并称，是因为这两位作家有许多相同相近之处。比如，两人都是英年早逝，并且终生独身；在世时都是只出版过两本书，死后才获得高度评价，喜欢他们的读者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增多；两个人的作品都带有各自故乡的乡土气息；在儿童文学创作上都没有受到未明传统的束缚，等等。

考察一位作家在文坛上所获评价和地位的变化，往往能够窥探到文学思潮、文学观的历史流变。新美南吉于1943年以未满30岁的英年去世以后，由于他的兄长式的友人、著名童谣诗人巽圣歌的竭力推举，不断有儿童文学作品集问世，逐渐被世人所知。1960年出版的3卷本《新美南吉儿童文学全集》，1965年出版的8卷本的《新美南吉全集》，1980年至1981年出版的12卷本《校定新美南吉全集》标志着新美南吉在战后获得越来越高的评价。如果说在一般读者那里，巽圣歌的介绍、鼓吹以及南吉本人短暂的悲剧人生对提高南吉的名声起了比较大的作用，那么在学术界获得这样高的殊荣，是因为新美南吉的儿童文学作品符合了发生变化的战后日本儿童文学的价值观。

1.发人深省的儿童文学主张

1931年起，18岁的新美南吉在《红鸟》上发表作品，开始走上儿童文学创作之路。作为儿童文学作家，新美南吉位于正统儿童文学的中心部。然而耐人寻味的是，新美南吉的作品与作为《红鸟》所代表的艺术儿童文学的最具有象征性、代表性作家的小川未明的作品有着本质的不同。正因为如此，当战后小川未明传统遭到否定、批判的时候，对新美南吉的评价反而日益提高。

南吉文学与未明文学的本质区别主要在两个方面。与小川未明故事性薄弱、缺乏对读者的吸引力的作品相比，新美南吉的作品则随着丰富曲折的故事情节的展开，把读者紧紧地吸引到作品中来；与小川未明站在童心主义立场上表现成人作家眼里的（观念中的）儿童相比，新美南吉则站在儿童的立场上，深入儿童心灵世界的内部，表现生活中的儿童本身。对南吉文学的这两个特色，在结合作品进行分析之前，想从南吉的两篇评论入手来说明，这两个特色是南吉在创作中具有积极性、能动性的文学追求。

1941年新美南吉在《早大新闻》发表了评论《童话中故事性的丧失》，在文章中表明了自己对儿童文学的思考——

童话本来（即没有获得文学这一体面的名称之前）是故事。即使是成为文学之后，也没有改变故事的属性（请回想一下安徒生和苏鲁格布）。到了文学童话的时代，童话也仍然必须是故事，就像人类在各种时代戴过各种帽子，但脑袋这东西却并不改变一样。这个问题，只要想一下童话的读者就会立刻明白。童话的读者是孩子而不是文学青年。因此，今天的童话，必须努力恢复故事性。就算成人文学没有故事性，我们又何必要去学它呢。

很显然，新美南吉在文章中，指出了当时的儿童文学（日本儿童文学在相当长的时期，将童话作为儿童文学的代名词使用，南吉文章所说的童话亦属这种性质）正在失去故事性，日本的儿童文学有必要恢复故事性。

日本研究新美南吉的权威学者鸟越信曾经对该文做过这样的评价：“在这里，并没有说到小川未明如何，浜田广介如何。但是，我认为从内容来看，可以说这篇文章明显地是针对从小川未明为顶点的当时的日本儿童文学的一种挑战书。至少，小川未明等当时的日本儿童文学作家们没有重视故事性，这乃是事实。”即使不能立即同意，南吉的评价是对以小川未明为顶点的日本儿童文学的挑战书，但至少可以认定，南吉在此表现的儿童文学主张与小川未明等作家是背道而驰的。

1933年6月24日，新美南吉写成评论《从外部走向内部——一种清算》。在这篇文章中，他以“昆虫”来比喻儿童，以“昆虫家”比喻某些儿童文学作家，以“观察昆虫的生活”来比喻从外部描写儿童的创作态度，以“昆虫记”比喻在这种创作态度中产生的作品。新美南吉批评说：“我们标榜——昆虫也有生活，‘观察昆虫的生活’这正是‘昆虫家’的前途。……但是，这是正确的吗？我们的‘昆虫记’对昆虫有意义吗？我们的‘昆虫记’并非一定要给昆虫。童谣，进一步扩大到儿童文学，是给儿童看的文学，而不是以儿童为素材的文学。把昆虫记给昆虫会有意义吗？”虽然不能肯定新美南吉是在批判当时的一些生活童话，但是，我们今天读来，却不能不这样联想。

在这篇短小的评论的结尾，新美南吉这样写道：

我们深入昆虫的内部，变成昆虫吧。我们去过昆虫的生活吧。在空中飞舞，在地上爬行，在树叶上歇息吧。在我们的心灵中发现昆虫也可以。去发现潜藏在我们心灵的某处，像星星一样闪烁的昆虫吧。不是追求外部而是探寻内部。丢弃昆虫的客观，获得昆虫的主观。用昆虫的视觉去看，用昆虫的听觉去听，用昆虫的嗅觉去闻，用昆虫的触觉去感受。把通过这些器官获得的东西，用一个观念来加以整理。从昆虫蜕变的我们“成人”的观念发挥重大作用的时候，就是这种整理的时候。而且，正因为成人的观念在整理上发挥着作用，我们的作品才和孩子的作品具有不同的意义。

南吉所主张的这种创作方法，即使在今天仍有深刻的意义，给人以新的启示。恐怕中国的儿童文学研究者都会由此而联想到陈伯吹在50年代所说的话：“一个有成就的作家，能够和儿童站在一起，善于从儿童的角度出发，以儿童的耳朵去听，以儿童的眼睛去看，特别以儿童的心灵去体会，就必然会写出儿童所看得懂，喜欢看的作品来。”

那么，新美南吉是怎样将上述两方面的文学主张付诸创作实践的呢？

2.具有生动故事的儿童文学作品

新美南吉的儿童文学作品大致可分为两大类。（1）民间故事型的儿童故事和低幼故事。代表性作品有：《小狐狸阿权》《买手套》《爷爷的洋油灯》《拴牛的山茶树》《花木村和小偷们》《喜欢孩子的神仙》《糖块儿》等。（2）儿童小说（少年小说）。代表性作品有，《河》《谎话》《久助君的故事》《贫穷少年的故事》《耳朵》《瘊子》等。以上是从体裁上的划分。另外还有从表现特点上来划分的。比如评论集《儿童和文学》中，新美南吉论的执笔者铃木晋一就把前者称为情节型，把后者称为心理型。这两种分法殊途同归。不过需要说明一点，南吉的情节型作品并非没有心理表现，比如《小狐狸阿权》；心理型作品也并非没有故事情节，比如《瘊子》。这种划分不过是呈现了两类作品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新美南吉文学的最大魅力不能不说在于其生动丰富的故事性上。《小狐狸阿权》中，喜欢恶作剧的阿权，放跑了兵十捉到的鳗鱼，当他知道那是兵十的妈妈临死前想吃的东西后，为了赎回过失，他偷来鱼贩子的鱼，悄悄送给兵十，结果反倒使兵十遭打。于是他又每天从山上采来蘑菇、栗子，悄悄送到兵十家。但是，不知阿权和解好意的兵十，在阿权又给他送蘑菇、栗子的时候，开枪打死了阿权。《买手套》里，狐狸妈妈把小狐狸的一只手变成人的手，嘱咐它买手套时，千万别伸出另一只手，否则人类会把它抓住关进笼子里的。可是，小狐狸在买手套时，偏偏伸出了狐狸的手……《农民的脚和和尚的脚》的情节更是奇特得出人意料。故事的前一半，写蛮横的和尚和耿直的农民菊次一起用脚踢辗了洒在地上的给佛上供的大米，可是那和尚没有遭到任何报应，农民菊次却遭到报应，跛了脚。在故事的后半部分，写两人死后，走在通向冥世的路上。认为自己要去天国的和尚在走向地狱，而认为自己要下地狱的菊次却在走向天国。可是两人对此并无所知。和尚的脚开始疼痛起来，他强硬地坐上为菊次准备的人力车，充满自信地认为自己会升上天国。可是，在岔路与菊次分手后，和尚终于发现，浑身金光、脚已不瘸了的菊次正向明媚的天国走去，而自己的前方是黑云翻滚的地狱，并且脚又开始疼痛起来。

新美南吉是一位天才的故事家。他的讲故事本领在为幼儿创作的短小童话里也发挥得淋漓尽致。比如，《糖块儿》描写带着两个孩子的母亲与一个带刀武士同乘一条渡船。船到河中，武士打起盹儿来。两个孩子争吵着要母亲手里仅剩的一块糖，就在母亲害怕孩子吵醒武士时，武士睁开眼睛，刷地抽出刀，朝母亲和两个孩子走来。母亲以为武士因为被吵醒而要来砍死孩子，便用身体护着两个孩子。可是，武士冲母亲要过糖块，放在船帮上，一刀劈成两半，分给了两个孩子，然后又坐在那儿打起盹儿来。

这篇数百字的作品具有起承转合的情节结构，充满了惊险、紧张气氛，让人提心吊胆，而结尾处却出人意料，给人安全感和满足感。

在新美南吉的第二类作品即儿童小说（少年小说）里，我们可以明显感到作家是在运用《从外部走向内部——一种清算》所主张的表现方法。日本学者认为“南吉首先确定了深入儿童的内部，通过儿童的眼睛描写儿童的现实生活的方法”。“站在儿童的立场上，这一儿童文学所追求的方法，到了南吉这里，终于得以固定下来”。

《久助君的故事》是南吉“久助君系列”（四篇）中的第一篇。久助君从小学四年级升入五年级时，得到品学兼优的奖励，他的父亲高兴得来了劲，规定他放学后马上在家里学习一个小时。因此，久助君到外面玩时，已经找不到伙伴了。一个秋日的午后，久助君学习完，出去寻找伙伴，找了好久，在一个草堆旁意外地遇到了兵太郎，久助君只好与兵太郎玩了起来。两个人在草堆上像小猫似的半真半假的打闹起来。

不知是第几次了，久助君又把兵太郎压在了下面。兵太郎已经不抵抗了。两人静了下来。从200米外的道路那儿传来了嘎吱嘎吱的车轮声。这好像是第一次听到的这个世界的声音。它告诉久助君，现在已是黄昏了。

久助君突然感到寂寞。这是疯闹之后经常感到的那种寂寞。他想不闹了。可是，久助君痛切地意识到，如果就这样站起来，兵太郎要是哭起来，可就无法应付了。……

久助君试探着稍稍松了松劲儿。对方并没有乘虚而起。久助君松开了手，对方仍然不想翻起身来。因此，久助君终于站了起来。于是兵太郎也蓦地站起来了。

兵太郎站在久助君面前，用一种说不出的寂寞的目光，一声不吭地向地平线处眺望了一会儿。久助君吃了一惊。站在久助君面前的不是兵太郎，而是见都没见过的表情孤寂的少年。

这是怎么回事？自己把这个不认识的少年当成了兵太郎君，和他疯闹了半天。

久助君感到世界好像翻了个个儿，呆呆地站在那里。

究竟是谁呢？这个和自己疯了半天的没见过面的少年。

什么呀，这不还是兵太郎君吗？对方正是平日的伙伴兵太郎君。

弄明白了这一点，久助君放心了。

不过，在这之后，久助君想到：即使我非常了解的人，有时也会变成我一无所知的另一个人。而且，我无法知道，我非常了解的是真正的这个人，还是我不了解的是真正的这个人。

这件事对久助君来说，是一个新的悲哀。

这篇儿童小说，可以说是新美南吉将视点从外部移向内部，站在儿童的立场表现儿童生活和内心世界的一个力证。南吉很好地将成人作家的观念与儿童的生活形态融合为一体，在看似平淡、平常的儿童日常生活中，表现了儿童成长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自我发现、自我认识的问题。

“久助君系列”之外的儿童小说，比如《屁》《贫穷少年的故事》《瘊子》等，也通过完整的故事，展示了生活中少年的喜怒哀乐。

在日本儿童文学学术界，普遍认为，新美南吉的民间故事型的儿童故事在日本儿童文学史上占据了比他的儿童小说更重要的地位。从读者这一面看，他的民间故事型的儿童故事，更是远远超过了儿童小说在读者中的影响。由于日本各家小学教材都收入了《小狐狸阿权》，这就使新美南吉成了为所有日本儿童所阅读过的作家。

3.新美南吉的悲剧生涯

新美南吉于1913年（大正二年）7月30日生于爱知县知多郡半田町，本名正八。父亲渡边多藏是一位榻榻米织匠，同时兼经营木屐和从事少量的农活。新美南吉4岁的时候，年仅29岁的生母便去世了。南吉6岁时，父亲娶了继母，并生下了同父异母的弟弟益吉。两年后，父亲与继母离婚。南吉被送到姥姥家做养子。但是，幼小的南吉承受不了与姥姥两个人生活的寂寞，3个月后便回到了父亲家。但南吉依然是养子身份，仍姓姥姥家的姓新美。不久，父亲又与继母复婚。

幼年丧母，父亲与继母离婚又复婚，一个人去做养子，这些幼时的体验，在南吉心里留下了很重的阴影。

新美南吉读小学时身体便很弱，但学习成绩很好。升入中学后，潜在的文学才能得以发挥，成了早熟的文学少年。中学毕业后，投考冈崎师范学校落榜，在母校任代课教员。其间，在《红鸟》杂志上连续发表了童谣和童话作品。

1932年4月，南吉考取了东京外国语学校（大学）英语部文科文学专业。直到毕业为止，在东京生活了4年。其间的1934年2月，南吉第一次发病咯血。1936年3月毕业后一度在东京就职，但是10月份由于第二次咯血不得不返乡，过着养病生活。

回乡后的南吉做过短期代课教员，在禽畜研究所工作过。1938年3月起就职于爱知县县立安城女子高中，直到去世的5年间，一直任教于这所高中。

这5年间，身体状况比较安定，又获得了一定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可以说是南吉短暂人生中最为充实的时期。在儿童文学方面，由于朋友的介绍、关照，在《哈尔滨每日新闻》《妇女界》《新儿童文化》等报纸、杂志上发表作品，并于1941年10月出版了第一本单行本《良宽故事·皮球和铁钵》，1942年10月出版了第一本童话集《爷爷的洋油灯》，作为新人作家登上了儿童文学文坛。

但是，从1942年春天起，南吉就已经病重卧床，1943年3月22日，因咽喉结核，年仅29岁便告别了人生。

南吉在年幼丧母，家境复杂，被送做养子。自少年时代起便身体虚弱，成年后，因病遭遇了人生中的许多波折。从南吉的日记中可以了解到，死亡的意识始终像一片阴影笼罩在他的心头。然而，身体虚弱的南吉，心灵却是坚强的。尤其是在他意识到自己已不久于人世的那段日子里，他写下了《拴牛的山茶树》《花木村和小偷们》《农民的脚和和尚的脚》《和太郎和牛》等乐天的民间故事型的儿童故事作品，让自己的生命在最后的瞬间发出了耀眼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