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纳粹德国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挑起战争的人受到惩罚,人类历史上沉重的一页终于翻过去了。
战争失败对德国的深刻影响是可以想见的。由于战败,德国被置于占领当局的控制之下,国土被一分为四,首都柏林也被一分为四,苏美英法各占其中之一。在占领期间,占领当局是最高决策机构,德国作为一个国家在一段时间里可以说已不存在了。德国经济也受到毁灭性的打击。由于战争的最后阶段是在德国本土进行的,整个交通设施被摧毁,工厂瘫痪,田园荒芜。战争结束,生产无法很快恢复,在一段时间里生活是极为艰难的。小说家沃尔夫岗·博尔谢特曾在一篇题为《面包》的小说中描写过这种情景:一对老夫妻已在一起生活了39年,但在饥饿的迫使下,老头还是在半夜里爬起来偷吃他们按定额分来的一点面包。但对知识阶层,最深刻的影响还是在思想文化方面。面对这场惨绝人寰的战争,面对纳粹德国的战败,面对战后德国被占领的局面,不要说在战时与纳粹政权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右翼分子,就是左翼知识分子,感情也是复杂的。这些人在纳粹当政时期受尽迫害,他们有的逃亡国外,有的被投进监狱,更多人受到监视,许多著作被焚毁。战争结束及纳粹政权被摧毁确给他们一种解放感。他们率先对纳粹政权进行清算,对战争进行反思,并积极参加战后文化的重建。但面对战后德国的被占领及随后的分裂,面对战后德国普通人民的生活状况,他们的心情很难是轻松的,这种复杂心情在战后最初一段时间的文学作品中清楚地表现出来。
战后德国最初一段时间的文化重建主要是在占领当局的领导下进行的。组成战后初期文化机构的,除占领当局,还有战时的流亡者和在国内与纳粹政权进行斗争的人。由于苏联和西方占领者推行完全不同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苏占区和美英法占领区的文化重建一开始就遵循完全不同的路线。在苏占区,政治上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在文学领域推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上也是全面地向苏联文学靠拢;在美英法占领区,政治上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文化上推行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念,总体上与德国的传统文化较为接近,不像苏占区那样有一个大的改变。在40年代中后期,由于战时逃亡者大批归来,他们在战时或战后创作的被称为“流亡文学”的作品一时很流行,这引起战时留在国内的一些作家的不满。他们认为他们也是流亡者,只不过不是向外流亡而是向内流亡,流亡到自己的内心。于是出现了“流亡文学”和“内向流亡文学”的论争。争论的结果是人们不仅接受了流亡文学,如托马斯·曼的《浮士德博士》和赫尔曼·黑塞的《玻璃球游戏》,也一致加强了作品的内向化倾向,以致人们说,真正的“内向流亡”不是在战时而是在战后实现的。在儿童文学方面,恢复和重建的工作也进展得很快。如战争结束后不久李普曼夫人便倡导举办了儿童图书巡回展,成立慕尼黑国际儿童文学图书馆,出版了凯斯特纳的《动物会议》(1949)及其他一批作品,等等。
1949年,德国人的政治生活又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先是由美英法三国占领区合并而成的西部地区在5月成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简称西德;接着是苏联占领的东部地区在10月建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简称东德。东、西德的建立从名义上结束了一切权力归占领当局的历史,德国又回到了德国人手中;但同时,也开始了德国正式分裂的历史,德国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作为两个国家出现在国际事务中。东德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成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一员;西德建立资本主义制度,成为西方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虽然两德具有共同的历史、语言和文化背景,但由于所处位置的特殊——同处两大阵营、两大军事集团的前沿,矛盾一直非常尖锐。一位西德作家甚至说,在冷战时期,两个德国之间的差异甚至比它们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差异还要大。特别是东德在1961年建立柏林墙和封锁西方进入柏林的自由通道以后,两德关系一度陷入极大的危机。尽管如此,东、西德在50年代都采取措施医治战争的创伤,抓紧国家的恢复和重建。尤其是联邦德国,利用原来训练有素的工人和技术人员,又得到西方各国的经济支持,很快在50年代创造经济奇迹,使西德在短时间内实现经济起飞,重新成为欧洲的经济强国,其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地位也大大提高了。 在经济发展、东西分裂、两大阵营紧张对峙的大背景下,德国五六十年代的文学也呈现复杂的局面。在东德,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官方推行的创作方法,受到普遍的推崇;但在西德,这一创作方法却受到尖锐的批判。那儿的作家大多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极权政治的派生物,是将文学创作变成粉饰现实、推行官方意志的工具。在西德,五六十年代除了较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还在不同领域复活了现代派文学。德国现代主义文学在20世纪20年代曾放过光彩,但由于纳粹政权的建立和随后进行的二次世界大战,现代主义没有得到更充分的发展,但这一艺术传统一直保持下来。在50年代,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文学思潮在德国文学中又得到某种程度的复苏,如贡特·格拉斯的《锡皮鼓》、海因里希·伯尔的《九点半打台球》等。这些作品反映了现代工业社会人们的生存困境,其中也包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困惑和反思。艺术表现上进一步消解故事、淡化情节,转向人的内心世界,人的瞬间感受。在这些作品中,一个完整有序的理性世界已几乎不存在了。60年代以后,一些被称为后现代主义的作品也开始在一些刊物上出现。在儿童文学领域,现代主义的影响并不十分明显,占主导地位的还是带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色彩的作品。不少作品还是使用传统的题材,借用传统的人物形象,表现真善美等具有永恒意义的价值观念。也有些作品反思二次大战对人的影响,使少儿文学中的和平、爱的主题有了新的拓展。还有不少作品写学校、家庭,反映现实的社会生活,如何编织故事仍是人们首先追求的目标。从目前已译成中文的作品如《两个小路特》《大盗霍金普洛兹》《时间之谜》等作品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特点。 在西方社会生活特别是青少年生活中,1968年前后是一段不同寻常的时间。在东方,苏军的坦克粉碎了“布拉格之春”,使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民主梦想成为泡影;在西方,爆发了范围广泛的学生造反运动,对西方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形成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冲击。但这些干涉和冲击并未达到它们的发动者预期的效果。“布拉格之春”被镇压了,东方的民主运动却更深广地发展起来;学生造反运动从未改变西方的社会结构,倒是造反者自己走向了价值虚无。70年代以后,世界走向缓和,政治革命渐被发展生产的愿望所代替。由于二战后数十年时间的相对稳定及现代科技的高度发展,西方主要工业国家的人民生活都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所谓的“福利社会”已在一些国家出现。德国(这里主要指联邦德国)作为冲突的前沿国家,自然从这种缓和中受益最多。世界的这一变化自然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精神面貌,如马尔库塞就认为,在现代福利国家,传统的以改变经济地位为主要动力的社会革命已失去了动力,现在,革命主要转向文化、精神领域,就是以精神解放对抗大工业统一化集中化对人的束缚,以审美超越对抗技术理性对人的异化。这时期,文化的多元化趋向增强了,消费文化和审美文化的分歧和矛盾也明显地凸现出来了。后现代主义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消费性文化,它利用大众传播媒介,适应大众的娱乐需要,浅近俚俗,主要引起人感官刺激的愉悦,如罗尔夫·布林克曼诗歌所表现的:不再有前有后,只有同时,只有拼装。一些儿童电视剧也属此类。审美文学则强调超越性,强调文学与现实的对抗性质,不仅对抗来自政治方面的对文学的压力,更要对抗平庸的日常生活日常情绪对文学的异化,始终保持对生活的诗性体验,保持人对终极价值的关怀。如70年代以后德国文学中“局外人和叛逆者的独自性小说”,就不是以追求与大众的认同为其艺术目标的。这类作品在儿童文学中并不多见,但其艺术理想多少也反映到儿童文学中来。如恩德的《时间之谜》《说不完的故事》,就是希望以对生活的诗性体验对抗高节奏的现代生活对人的异化的。 1990年,两德统一,德国人民的政治生活翻开了新的一页,人们对德国文学的认识也有了新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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