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宜（1914-1987），原名朱篆园，上海金山人。30年代初在上海求学时即开始童话创作，第一本童话集是1936年以“草芽书屋”名义自费印行的《小草》，作品富于时代生活气息，以幻想手法折射现实人生的阶级矛盾和斗争。抗战爆发后，贺宜先留在“孤岛”，以后又去江西泰和等地执教幼稚师范，因战乱多次随校迁徙。但他一直以极大的热情坚持儿童文学创作，先后出版了长篇儿童小说《野小鬼》（1939），中篇童话《凯旋门》（1939），童话集《隐士的胡须》（1940）、《仙人的故事》（1943）、《孩儿桥》（1945）等。这些作品紧贴着血与火交织中的现实土壤，强烈谴责侵略者的罪行与卖国者的无耻，歌颂人民大众的英勇抵抗，贯穿着一片爱国主义炽情。时评称贺宜和苏苏“是把战争和血泪的现实，表现在儿童文学作品里的勇敢的尝试者”100。代表作《凯旋门》是以漫画手法揭露日本侵华罪行的中篇童话。米米国的国王、将相们发动了对大华国的侵略战争，这伙战争狂人不但在本国横征暴敛，强迫老百姓充当炮灰，甚至别出心裁地用最新“材料”——用前线士兵的尸灰和后方百姓的血泪互相混合，在首都建造一座“凯旋门”，以迎接预期中“胜利”归来的远征军。但由于大华国军民的奋勇抵抗，米米国惨遭失败。从前线溃退回国的士兵和国内忍无可忍的老百姓联合起来，冲进皇宫，抓住元帅、大臣和皇帝，将他们吊死在原本为庆祝他们“胜利”的凯旋门上。作品以丰富的想象和辛辣的讽刺，抨击了日本侵略者的非正义战争，并指出日本人民也在反对这场战争，在中国人民艰苦抗战的年头预言了抗战必胜、战犯必亡的光明前景。作品运用夸张、变形等漫画手法深化艺术形象，将反面人物的凶残、愚蠢和丑恶刻画得入木三分，收到了较好的艺术效果。

仇重（1914—？），原名刘显启，浙江黄岩人。三四十年代活跃于赣、浙、沪一带，当过中小学教师和儿童刊物编辑，也是一位重要的儿童文学作家，主要作品有长篇童话《苹儿的梦》、《歼魔记》、《有尾巴的人》，儿童小说集《春风这样说》等。《有尾巴的人》写于抗战胜利之后，和当时许多同类型的反侵略题材作品不同的是，这部长篇童话并不寻求作品与现实表层次的对应，而是以人文思想为精神后援，通过兽国与人国之间侵略和反侵略的斗争，揭示出“侵略是人类的堕落、兽化的表现”的深刻主题，从人类文明史的高度强调反侵略的正义性与符合人性，而侵略者则是一群“因堕落而长出兽的尾巴”的人，是“退化的人，是人类失去人性，走向野蛮的人”。《春风这样说》包括《大惨案》、《谁是区长》、《娃娃兵日记》、《加藤的女儿》等7个短篇。以“春风”给孩子讲故事的形式，巧妙地连缀各篇，从不同侧面真实而深刻地记录了中国人民可歌可泣的抗日斗争，特别是少年一代英勇无畏的斗志和高昂的爱国主义精神。如《谁是区长》，描写一个手无寸铁的孩子硬是迎着鬼子的刺刀，把区长当作自己的父亲认领了回去，用血肉之躯保护了抗日领导者，挫败了敌人的嚣张气焰。这部小说集写得激情充沛，真实感人，富于艺术穿透力，是抗战儿童小说的重要收获之一。

抗战时期沦陷区的儿童文学主要活跃于沪、浙、苏、闽等东南沿海地区。投笔从戎的“中国诗歌会”发起人、青年诗人蒲风（1911-1942）随新四军转战于华东各地，以战士的激情和火热的童心，创作了儿童诗集《儿童亲卫队》（1939）。诗集中的《小义勇军》、《小小儿童》、《儿童亲卫队》、《七·七谣》、《小打铁》等30多首诗作，热情歌颂抗战中勇敢成长的年幼一代，留下了一笔珍贵的儿童文学遗产。蒲风还发表过《关于儿童诗歌》（1939）等文章，提出在诗歌大众化运动中，必须重视儿童诗的创作价值，建立起“适应于大时代的进化”，有利于“目前的抗战建国”的新儿童诗。浙江作家吕漠野（1912-1999）创作的长篇童话《一只小公鸡的故事》，曾连载于1936至1937年间的《小朋友》杂志。作品描写小公鸡到人世间寻找幸福，但看到的却是种种不合理现象，最后连它自己也被侵略者杀害。抗战爆发后，吕漠野又在《战时中学生》杂志上连载了这部童话的续篇，他让小公鸡重新复活，与大家一起投入抗战，打败了入侵的强盗。作品所表现的反侵略主题和某种演绎、影射手法，曾是战时许多同类童话的共同特点。吕漠野写的《燕子》（1938）是抗战期间有较大影响的儿童诗。作品借助春天飞回江南的燕子所见的满目疮痍，抒发了作者对被迫离开的锦绣江南的无限思念和忧伤之情，并表达了中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念：“我们牵起了手，/保卫我们全心所爱的中华，/替世界祈求永久的和平，/替人类除掉盗贼。”“我们宣誓要用生命再造起/春的江南，锦绣的河山，/那时候我们将张开两臂欢迎/你，燕子，鸟类中的鲜花！”这首诗曾被选入战时的中学国文课本，在东南一带传诵一时。

延安根据地的儿童文学

抗战爆发后，大批文艺工作者先后从上海、武汉、重庆等地来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和各个抗日民主根据地，他们与当地的文艺工作者，与群众性的文艺活动相结合，使根据地的抗战文艺运动得到蓬勃发展，这里面也包括根据地的抗战儿童文学活动。

根据地（抗战后期称解放区）的儿童文学承续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江西苏区“红色儿歌”的革命传统，在延安的土壤里，又直接得到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导和陕北民间文艺的浸润，从一开始就体现出昂扬的生命活力与奋发向上的精神面貌。1938年6月16日，由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创办的根据地第一份儿童刊物《边区儿童》（董纯才、刘御主编）在延安问世，毛泽东亲笔题词：“儿童们团结起来，学习做一个自由解放的中国国民，学习从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下争取自由解放的方法，把自己变成新时代的主人翁。”1942年又在《解放日报》的“儿童节纪念专号”上发出号召：“儿童们团结起来，学习做新中国的新主人！”尽管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条件十分艰苦，但为儿童服务的报刊却层出不穷。据不完全统计，延安有《边区儿童》、《青年与儿童》、《新少年》、《少年之友》。各根据地的儿童刊物先后出版的有：《西北儿童》（西北），《华北少年与儿童》（晋察冀），《新儿童》、《儿童之友》（山东），《华中少年》、《江海儿童》、《儿童之友》（华中）等。1941年新安旅行团撤退到苏北根据地后，也创办了多种儿童报刊，苏中地区有《苏中儿童报》，苏北盐阜地区有《儿童生活》、《儿童画报》、《儿童文娱》等。以上报刊受战时印刷、纸张等物质条件限制，既有铅印，也有油印、石印，存世时间长短不一。但所有报刊，一样地重视儿童文学，为发展根据地儿童文学起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