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后方儿童文学是抗战时期大后方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活动范围包括重庆、昆明、桂林、成都、贵阳以及香港等文坛，而以重庆文坛为重心。战时大后方先后创办了《少年先锋》（1938年创办，以下出现的年份均为创办时间）、《少年战线》（1939）、《西南儿童》（1939）、《抗战儿童画报》、《抗战儿童》（1940）、《少年之友》（1941）、《新儿童》（1941）、《儿童生活》、《儿童漫画》（1944）、《儿童世界》（1944）、《开明少年》（1945）以及《儿童月刊》、《儿童工作》、《抗战儿童旬刊》等刊物。这些刊物虽综合性较多，但也有不少以儿童文学为主体，发表旨在推进抗日救亡的小说、童话等作品。茅盾、叶圣陶、楼适夷、宋云彬等主编的《少年先锋》，曾连载过张天翼的长篇童话《帝国主义的故事》（即《金鸭帝国》的前身），叶圣陶、郭沫若、丰子恺、丁玲、王鲁彦、冰心、夏衍、田间以及冯玉祥等都在上面发表过作品，此外还登载过日本进步作家鹿地亘写的《给中国少年诸君》等文章。由郭沫若题署封面、孩子剧团创办的《抗战儿童》，刊登过张天翼的《大林和小林》，安徒生、爱罗先珂的童话，伊林的科学文艺，并辟有指导儿童阅读文艺作品的专栏。1945年4月，被战火中断七年之久的著名儿童刊物《小朋友》从上海转移到重庆复刊。在大后方继续坚持儿童文学创作的主编陈伯吹，即在该刊连载了长篇童话《黑衣人》、长篇译作《吹牛大王历险记》，还发表了《嘉陵江上纤夫曲》等诗歌。老舍、何公超、李长之、黄衣青、仇重等也都为《小朋友》写过作品。除了专门的少儿报刊外，由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主编的《抗敌文艺》、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王鲁彦主编的《文艺杂志》、司马文森主编的《文艺生活》等大后方成人文学刊物，也发表过不少儿童文学作品，如碧野的《儿童队员之死》（报告文学）、靳以的《给孩子们》（散文）、臧克家的《十六岁游击队员》（报告文学）等。这一时期大后方的出版机构也印行了不少儿童文学读物，重要者如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少年读物丛刊”，出版过张天翼的《秃秃大王》、《两兄弟》、《奇怪的地方》，苏联盖达尔的《远方》、《第四避难室》等；文化供应社的“少年文库”，出版过聂志礼的《火线上的孩子们》、邵荃麟的《喜酒》、白兮翻译的《幸运鱼》等；建国书店的“少年文艺丛书”，收有王亚平的《小白马》、丰村的《太阳出来了》、曾卓的《小罗宾汉的一天》等；作家书屋的“儿童文库”，有丰子恺的《文明国》、彭子冈的《儿童日记》等。大后方儿童文学的兴盛局面，打破了原先儿童文学偏于东部沿海的格局，开始了向中西部的转移。

描写抗战大时代中小英雄的成长，歌颂未来一代新的民族性格的孕育和形成，是整个抗战救亡时期儿童文学的基本主题，大后方儿童文学也不例外。谢冰莹的报告文学《汉奸的儿子：纪念一个英勇孩子的死》（1938），真实地报道了卢沟桥事变后不久，安徽无为县一位热血少年大义灭亲，火焚汉奸父亲的悲壮事迹，作品写得惊心动魄，富于艺术感染力。萧红的儿童小说《孩子的讲演》（1938），细腻地描绘了一位战地服务团9岁的勤务员在欢迎会上即席讲演时的心理感受，会场上的友好笑声与掌声反使他产生了孩子特有的误会。小说通过一种典型的氛围刻绘了抗战期间年幼一代急切盼望自己快快成熟起来、“变作大人”为国献身的心理情绪，洋溢着高昂的爱国主义精神。司马文森的少年小说《吹号手》（1945）讲的是一位少年号兵的抗日战斗生活，笔墨集中铺叙了他与30岁的寡妇妻子在病房的会面以及伤愈归队不当号兵班长、坚决要当扛枪列兵的经过，作品记录了一位抗日小英雄憎爱分明的心路历程，从不同寻常的举动中折射出崇高的人格。这一时期大后方的童话创作也有长足进步，老舍的《小木头人》（1943）、郭以实的《太阳请假了》（1941）是突出代表。小木头人这位浑身是胆的童话小英雄，深入敌营，把日寇飞机烧得一干二净，形象地表现了战时民族情绪，洋溢着一种昂扬奋发的英雄主义色彩。《太阳请假了》是结合当时国际形势写的一篇别具特色的科学童话：当德国法西斯军队进攻莫斯科时，太阳突然请假消失了，于是在德国境内出现了物质处于绝对零度以下时的种种奇迹，“请假”的太阳逼使战争狂人最终走向灭亡。这篇作品不但提供了科学童话配合抗战的成功经验，而且还探索了童话创作中“极端激发”的艺术手法。大后方儿童诗创作也有一定发展。重庆《新华日报》注重刊登描写前线儿童生活以及敌后小英雄在战斗中成长的诗歌，如高敏夫的《哥哥骑马打东洋》，戈矛的《小哨兵》、《给幼小者》，田工的《小哨兵》，张高峰的《儿童哨》，陆绍祥的《孩子们的恨》以及王亚平的叙事长诗《小白马》，雷石榆的长篇童话诗《小蛮牛》等。这些诗作的发表，极大地鼓舞了大后方的万千儿童。梅志的长篇童话小说《小面人求仙记》（1942）是当时较有影响的作品，诗人以拟人手法描写小面人冒险游历过程中被花言巧语的狐狸欺骗，后幸为真理老公公营救的故事，告诫那些离乡背井独自在人生道路上摸索的流浪儿童，要特别警惕狐狸式的欺骗，寄托着深刻的寓意。大后方儿童诗创作最有影响的当推陶行知。他的诗，句句明白，朗朗上口，平易近人，音韵铿锵，并善于采用传统俚语，甚至将民间谚语、灯谜也写入诗中，形成别具风味的“行知体”。这位著名“平民教育家”曾为儿童先后创作了一百多首诗歌，八年抗战在重庆创办“育才学校”期间，又写下了《一·二八儿歌》、《三万里路歌》、《儿童节歌》、《八位顾问》、《育才学校校歌》、《民主到哪里去？》等大量贴近现实的诗作。抗战时期，儿童剧的创作演出与儿童剧团的组建，曾蔚为大观，令人十分鼓舞，出现了中国儿童文学史、戏剧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景象。各地儿童剧团的活动多种多样，尤以大后方坚持最久，实绩也较显著。

儿童剧具有专为吸引儿童及供儿童娱乐欣赏的内容与表现手法。中国古代儿童戏剧十分缺乏，更谈不上有供儿童可演可诵的剧本。20世纪初，受西方教育思想影响，在引进欧美学校设置的体育、音乐、美术等课程的同时，作为开展学校文娱活动与学生审美活动重要形式的儿童戏剧也开始搬上了中国舞台。20年代黎锦晖创作编导的《小小画家》、《麻雀与小孩》、《葡萄仙子》等12部儿童歌舞剧，曾以浩瀚秋水之势，从上海出发，影响海内外，使儿童剧的编演出现了第一个高潮。但黎锦晖的剧作“多数是童话式的，剧情多数是美丽、圆满的，中国的穷苦的小孩子们看了之后，只觉得好玩”而已94。在救亡图存的战争年代，这些剧作显然已与少年儿童的需求拉开了距离。“神圣的民族解放斗争，实在是一切艺术的宝藏”，战争给戏剧包括儿童剧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与新的时代规范。儿童剧作家许幸之认为：“一切儿童文学，应当在抗战中发芽，一切儿童艺术，也应当在解放斗争中开花”，“一切现实的对抗战直接间接有利的题材，一切因这次解放斗争中产生的故事或罗曼斯”“都可以把它们编制成完美的儿装运工剧”95。由于儿童剧“最容易感动人，最易于激动”小观众和大观众96，因而振奋全民抗战情绪的儿童剧编演一时形成了热潮；各地儿童剧团演出的急需则向儿童剧作家提出了更新更快更高的要求。据不完全统计，1937年“八·一三事件”后，中国各地先后出现了长沙儿童剧团、厦门救国儿童剧团、宾阳那儿娃娃剧团、广州儿童剧团、长沙育英儿童工作团、沅陵孩子歌咏队、河南开封孩子剧团、汉口七七少年剧团、重庆儿童演出队、昆明儿童剧团、桂林儿童剧团等，其中尤以周恩来十分关心的“孩子剧团”和实践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为宗旨的“新安旅行团”的活动影响最大。它们都是“抗战血泪中”开放出的“奇花”，被誉为“大时代的小战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