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七七事变”后爆发的抗日战争，是20世纪中国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战争使整个社会生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也使整个中国文化、中国文学及其儿童文学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战争的炮火轰毁了空灵的童话梦。中国现代的民族战争及与之有关的救亡思想，成为超于一切之上的时代主题。处于战争年代的少年儿童更需要的是号角，是鼓点，是救亡图存的真的生活与真的道理。敏感时代脉搏的现代儿童文学在这一时期显出新的特点：民族战争成了儿童文学的主要题材，爱国主义是整个儿童文学认同与高扬的主题，现实主义精神进一步得以发扬；在艺术体裁方面，直接与小观众对话的儿童剧和广阔及时地反映现实生活的少年小说、童话得到了较大发展，儿童诗也有长足进步。儿童文学工作者增强了使命意识，他们的儿童文学实践是与时代的救亡意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或者说，他们的救亡意识正是具体表现为对中国未来、中国未来一代命运的深切关注，并将这种关注转化在切切实实的儿童文学实践之中。

抗战救亡题材的儿童文学与陈伯吹

以抗战救亡为题材的儿童文学创作在30年代初即已出现。1931年沈阳“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三省；1932年“一·二八事变”，上海又遭到日本炮火的侵袭。侵略者步步紧逼，民族危机日渐加重。针对国民党政府奉行的不抵抗政策，许多作家拿起笔来纷纷谴责这种倒行逆施的行为，以唤起同胞，一致对外，救亡图存。以抗战为题材或以抗战为背景的创作，越来越受到儿童文学界的重视。上节所述茅盾的小说《大鼻子的故事》、《少年印刷工》，张天翼的童话《金鸭帝国》，舒群的小说《没有祖国的孩子》等都是这种社会思潮的产物。丁玲写于抗战前夕的儿童小说《一颗未出膛的枪弹》，较好地体现了当时“一致对外”的民族心声。小说主人公是一个13岁的小红军，因空袭掉队隐蔽乡间，但他不失时机地向群众宣传红军的抗日主张，唤起人们觉悟。后来他被追捕的东北军士兵搜出，仍临危不惧，大义凛然，继续宣传抗日救国。东北军连长在孩子义正词严的辩驳面前，羞愧得无地自容，把上膛的子弹退了下去，毅然放走了小红军，并萌发了投身抗战的信念。小说气氛紧张，扣人心弦，结尾既出人意料之外，又入情入理，较好地刻画了人物性格的逻辑发展，给人留下了难忘印象。借助文学作品传达民族的抗日要求，揭露侵略者的侵华罪行，这已成为全民抗战前夕儿童文学创作的主要路向。上海文坛的陈伯吹，正是这一背景下成长起来的重要儿童文学作家。

陈伯吹（1906-1997），原名陈汝埙，号伯吹，江苏宝山人。自16岁在当地乡村小学任教期间，即开始儿童文学创作，第一部作品8万字的儿童纪实小说《学校生活记》，于1927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小说赞美同学间相亲相爱、互学互助的良好学风，也反映了20年代一般乡村小学校教学的特色。1928年陈伯吹到上海半工半读，得到郑振铎的鼓励，走上专业儿童文学创作的道路，“首先叩开的是儿童诗歌的门，应声而出的是《小朋友诗歌》与《小朋友谣曲》。出版了两册以后，转向写童话和小说”93。从1930年起，陈伯吹先后担任北新书局《小学生》、儿童书局《儿童杂志》等刊物的主编，并在上海大厦大学执教儿童文学，撰写出版了《儿童故事研究》（1932）等论著。“九·一八”事变后，陈伯吹写了一系列具有鲜明现实精神的作品，其中以《阿丽丝小姐》（1931）、《华家儿子》（1933）、《火线上的孩子们》（1933）等影响较大。中篇童话《阿丽丝小姐》借用英国童话名著《阿丽丝漫游奇境记》中的阿丽丝的形象，让她在风雨如晦的中国社会作了一次并不浪漫的“漫游”。童话托名“虫国”，通过阿丽丝漫游昆虫世界的梦幻情节，在充满游戏精神的氛围中，折射出现实生活形形色色的荒诞现象。作品写到一半，适逢“九·一八”事变，作家迅即转换笔调，设计了九月十八日夜小毛虫乘机攻打进来，阿丽丝奋起反抗入侵者、撕碎不平等条约等情节，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中篇儿童小说《华家的儿子》、《火线上的孩子们》直接把小读者带到了正在发生着的血与火的严酷现实中去，作品中的小主人公经历了从空想到务实、从忍让屈服到奋起反抗的性格发展过程，成为“誓以全力反抗压迫我们的敌人直到他们埋葬在他们自己掘着的坟墓中为止”的无畏小英雄。1934年，陈伯吹又出版了中篇童话《波罗乔少爷》，作品描写富家孩子不讲卫生、生活懒散等不良习惯，漫画式的讽喻中隐含着对中国式儿童教育的检讨。陈伯吹的创作始终投注于有关人与社会、人的生存和命运等一些根本性的课题。从表面看，他的作品有一股上海滩的“洋味”，而其底蕴则是充满“生命之悲凉”的苦难中国社会人世相的写照。注重作品的教育性与人物形象的动感性，以及象征手法、夸张手法对刻画人物的作用，这是陈伯吹创作的一大特色；而长期的小学教师、儿童刊物编辑生涯，又使作家对儿童心理、儿童生活有着较为圆熟的把握。因此，陈伯吹的作品充满比较浓郁的“儿童味”，比较容易走向小读者。但有的作品也留有“观点加形象”的操作痕迹，结构较松散，语言较拖沓。作为小学教师出身而将毕生心力贡献于儿童文学事业的作家，在现代中国，陈伯吹是第一人。他的实践涉及儿童文学创作、研究、编辑、教学等各个领域。从上海起步，伴随着三四十年代苦难中国的硝烟烽火，陈伯吹一直没有放下那一支“为孩子而写作”的笔。

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儿童文学

“七七事变”后，中国进入战争年代。日寇入侵的暴虐与遍地战火，曾使中国文学及其儿童文学遭到严重挫折，战前的繁盛一度为沉滞萧条所取代。随着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与抗战文艺运动的兴起，儿童文学也逐渐出现了转机。原先主要集中在上海等沿海大都市的儿童文学队伍及报刊出版机构，由于战争四处星散，结合当地力量，日渐形成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孤岛”上海和延安根据地（解放区）等不同区域的抗战儿童文学新格局。民族救亡的共同目标使儿童文学的主题风格表现出空前的一致性，不同地域的作家共同讴歌民族未来一代的觉醒和奋起，讴歌抗战大时代中成长的小英雄、小战士和新的民族性格，呈现出一种少有的昂扬激奋气氛与慷慨悲壮的英雄主义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