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诺索夫的短篇儿童小说

诺索夫的小说，有一部分是写好奇好学的米夏的，这个男孩天生有一种幻想癖好，总也不安稳，点子多却又冒里冒失，顾前不顾后，还爱吹牛，好发议论，许多麻烦、许多不快就是他惹出来的。米夏一有异想天开的念头就拉上柯利亚去干，结果两个活宝同时陷入难堪。

诺索夫的短篇小说中，有一篇特别招引读者的是《米夏煮粥》。读者对主人公米夏和柯利亚煮粥的不顺心寄予深深的同情。煮粥这事再平常不过了，可他们两个活宝就怎么也弄不好。那粥仿佛是有意同他们的辘辘饥肠作对，一会儿是水溢出来了，一会儿是水干了，一会儿是粥潽出来了，一会儿是卜卜卜直往外冒泡，一会儿又糊了、苦了，压根儿吃不成。

在《米夏煮粥》里，仅打水一事就写出了许多“好戏”来。

米夏往水桶上拴了根绳子，走到井边去。一会儿他回来了。

“水呢？”我问。

“水……水在井里。”

“我也知道在井里。我是问打水的桶呢？”

“桶，也在井里。”他说。

原来，米夏由于行动笨拙连桶带绳一起掉进井去了。诺索夫借机写了米夏对失败满无所谓的性格：水桶掉进井里，又用茶壶拴上钓丝打水，茶壶又掉进了井里，（“扑通一声，茶壶没有了”），接着又想用茶炊打水，后来又用带柄的玻璃杯打水。还一边干一边发议论，“事情总是这样的：越是没有水，越是想喝水。所以沙漠里的人总是一天到晚想喝水，因为那里没有水。”“事情总是这样的：想喝水的时候，仿佛能把海水喝干似的；有水喝了，一杯下肚，就不想喝了，这是因为人类生来贪多的缘故……”

诺索夫特别善于从小主人公们的不愉快中写“戏”。如果说“米夏煮粥”这件事已够不愉快的话，《好朋友》里发生的故事更叫主人公们大大不快了——米夏和柯利亚乘火车，他们违反规定在箱子里带他们的“好朋友”（小狗），狗在箱子里蹦跶，尖叫，他们怕别的乘客听出来、发觉他们违反规定，于是他们拼命高声朗诵诗，以吸引乘客们的注意，可为此他们承受了多少乘客的白眼、嘲笑啊。别的乘客下车不留心错拿了他们装“好朋友”的皮箱，为了找到“好朋友”，他们不惜跑遍全城，往围墙、电杆上张贴寻狗启示。在《电话机》里，米夏和柯利亚买来一架玩具电话机，就一直不停地打电话玩，还让小狗“好朋友”打电话，玩厌了，就拆开来想看看里边的安装结构，结果再装回去时，因为粗心，电话机装不到原来的样子了。米夏特别会折腾，电话坏了就改装成门铃，还歪打正着，玩具“倒变成了有正经用途的东西了”。可他又异想天开，又拆开门铃想看看里头的蓄电池，“蓄电池里原来装的是一种液体，里面浸着一根用布包起来的黑棒子”，这下彻底完了，折腾也才到了头。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反复折腾中写出了两个各有性格的男孩形象。

另一类短篇小说，主人公还是米夏和柯利亚，与前述不同的是他们经历了许多险情。看，米夏动手制作他的“孟加拉烟火”（蓝焰礼花）了——拿锉刀从铝锅的锅边锉下铝粉，加上胶水和硫黄拌和，搓成细长条，缠在铁丝上，后来几条焰火同时点着，“只听见一阵咝咝的声音，仿佛满房间的麻蛇在嘶叫。同学们急忙退到一边。忽然焰火爆开来，发出耀眼光芒，火花纷纷向四面撒落。这是真正的烟火！不，不是烟火——是刺眼的北极光！是火山爆发！……烟火烧完了，房间里充满刺鼻的、使人透不过气的烟。同学们咳嗽、打喷嚏、擦眼泪。我们一窝蜂拥到走廊里，可是房间里的烟跟在我们后头滚出来。”（《孟加拉烟火》。米夏和柯利亚来到夏令营野宿，一只乌鸦到门口来啄干山梨，而恰好那天晚上柯斯加讲了巫婆、鬼、长生不老的恶老头，于是把乌鸦在门口啄食干山梨的“笃笃”声当成鬼敲门，他们拿了斧头等在门背后，准备鬼一进门就同鬼拼个死活（《笃——笃——笃》）。他们还冒着极大的危险在院子里建溜冰场（《我们的溜冰场》）。这回更神，柯利亚悄悄坐上了汽车后面突出来的保险杆，车子开动了，一下子开得飞快！米夏要跳下去，这时后头又跟着来了一辆汽车，跳下去准被碾死，警察见此险情吹响了哨子，米夏一吓，“跳到马路上，可手还是抓住保险杆不放，两条腿在地上拖着。”（《汽车》）

诺索夫以米夏和柯利亚为主人公的短篇小说都隐藏着一些积极的东西，一些作家严肃的思考，譬如，作家认为一个孩子应及早学会独立生活：学会煮粥、烧鱼，学会种菜（《种菜》），学会修理简单的器械，学会放烟火，遵守交通规则。这些都不过是一般的自理能力。

诺索夫多半不用惩罚来体现他作品的主题，而是尽量让小读者自己“摇头”来进行否定判断。每一个善于思考的小读者来读他的作品都一定能揣摩得出作者的用意，作者是在笑什么，并且让他的读者也发笑。作者的揶揄、调侃语调中已经包含着贬责之意。这种笑也就是作者的立场所在。读者笑那费加·雷勃金以为涂在脸上的墨水斑迹能吸引人来注意他，就十分得意，还故意往鼻子上抹墨水逗全班发笑，后来女老师说制这种墨水的化学药物有毒，他又拼命用橡皮擦子擦，擦得鼻子和脸上直发红（《墨水斑迹》）；读者笑脑筋迟钝的费加，他一边准备算术课一边听电台唱歌，结果当众解题时出尽了洋相（《费加的算术题》）；读者笑滑头却不灵活的伏甫卡捉迷藏躲进五斗橱，可是钻进去钻不出来了（《机灵的人》）；读者笑倒霉的柯斯加和舒里克抠下窗玻璃四周的湿油灰，一时不知怎么交代，就把油灰塞进嘴里嚼起来（《油灰》）；读者笑一只被大礼帽扣住的猫戴着帽子在房间里走动，结果把伏甫卡和华蒂克吓得要命（《会爬动的大礼帽》）；读者笑米舒特卡和斯塔西克这两个蹩脚的幻想家瞎吹什么从大海这边游到大海那边，和鲨鱼搏斗，还不止一次飞上了月球（《幻想家》）。

诺索夫有一篇题为《当我们笑的时候》的别致故事，说麻雀有各种性格、不同作风的。他喜欢那种能友好相处，随集团行动，“客客气气地一块儿就餐”，啄食一块面包，就站在面包四周同时啄食，不吵也不贪的麻雀。可是也有的麻雀只顾自己，把面包拽到一边，最好谁也别打搅他，让他独食。

我的一个熟人（他是个很有学问的教授）对我说：当我们发现麻雀们不知咋的在向人学的时候，我们笑麻雀。

可我不知怎么弄的，觉得好像正同我的熟人说的相反：当我发现人不知怎么搞的在向麻雀学的时候，我们笑人。

不是所有孩子闹腾的事都叫作家快乐的，有些恶作剧、下流行为实在没有可开心的。例如涉及人的基本品质有不可取的现象，作家的嘲讽中就带着谴责。《幻想家》中的主人公依戈尔总想占人家的便宜，损人利己，嫁祸于人。他为了博得同伴们的夸奖，竟得意忘形、反耻为荣地讲了他自己的这样一个故事，“昨天晚上爸爸妈妈出去了，我和妹妹伊尔卡留在家里。妹妹上床睡了，我钻到食品橱里，吃掉了半罐头果酱。后来我想，怕是要挨骂。我就给伊尔卡嘴上抹些果酱，妈妈回来问：‘谁吃了果酱？’我说：‘伊尔卡。’妈妈一看，可不是，伊尔卡满嘴唇糊着果酱。今天早上她被妈妈骂了一顿，我呢，妈妈还给果酱吃。这就是撒了个谎得到的好处。”这时作家借米夏的嘴说：“滚开！我们不跟你坐一张椅子。”玩笑可以开，但开玩笑只当它是不损害他人人格尊严时才是适宜的。同样的，作者在《黄瓜》中对巴甫里克也是持批判态度的。这种鲜明的褒贬态度对儿童文学作为特殊对象的文学是必要的，甚至是重要的。

对于孩子的胡闹行为，要看动机以决定作家的态度。《舒里克在爷爷那里》中的小舒里克做了一件越出成人逻辑的事：他往门上钉了一只套鞋。舒里克只是找事情做，只是想露一手以引起大人对他的注意。于是“他把套鞋按在门上，用钉钉住”。舒里克以为自己闯了祸，要挨剋了，不料爷爷却不动声色，说：“这是什么？准是信箱吧？邮递员来了，看见家里没人，就把信往套鞋里塞。这个办法想得聪明。”作家没有让爷爷发脾气，而是出人意料，巧笔生花，正得妙趣。

胡闹也分不同性质。诺索夫总的态度是宽容的，却也不放弃教育，提倡自省。例如《黄瓜》中的柯蒂卡，作者先用平静的笔调描述包括柯蒂卡在内的两个孩子摘了集体的黄瓜，带回来作为“礼物”送给母亲以讨取母亲的欢心。然而这里事关“诚实”“不劳而获”“偷窃”的大问题，作家的笔调顿时转向严峻。母亲有责任帮助儿子懂得“诚实”“不劳而获”“偷窃”的含义，而面临的事实正好是个机会。母亲当即拒绝儿子的“礼物”，并且让儿子当晚就将黄瓜送回“会要打死”他的看守老爷爷那里去。

孩子悔过的力量是如此之巨大，柯蒂卡甚至战胜了黑夜和恐怖。读者明白，这孩子再也不会干这类蠢事了：他深知“做贼”是一份多么沉重的耻辱。《根纳的故事》写的也是这个主题，作品写一个男孩子寒假不做作业，天天出去滑雪橇，对父母却说是去给学校收废钢烂铁了，父母发觉后，狠狠地惩罚了孩子的撒谎行为。

诺索夫以为，作家的责任是让各种年龄的孩子学会感觉真正值得快活的东西——它起码不是靠损害他人而获得的，因为笑乃是一种人性善良的外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