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被称为美国文化史上的一道分水岭。如果说，50年代的美国文化是一块铁板的话，那么到了60年代，就有了动荡和反叛。在60年代，嬉皮士和雅皮士、“颓废派”和“疯狂派”的反文化兴旺起来，一种脱离道德主义的新文化诞生了。反越战运动，穷人运动，少数民族运动，妇女解放运动先后兴起。年轻的一代信奉自由主义，被称为“垮掉的一代”。一切都受到怀疑，新的生活方式在各个方面发展起来，以自由放任、感应享受为主，“垮掉的一代”冲破种种禁忌，实现了精神和宗教上的反叛，以及对美国生活方式的反叛。60年代的美国文学和社会生活充满了混乱、变化，也存在着一种创新和探求的冲动。“60年代文化的口号则是解放：传统和环境的桎梏将被抛弃，社会将按人类的潜力来塑造。”165“60年代的文化是解放文化——许多人说是太解放了——是一次开放。”166这种太解放了的文化在为美国社会带来向当代发展的活力的同时，也遗留了许多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诸如犯罪、吸毒、离婚、精神病等。经过60年代的混乱、变化和运动以后，70年代的美国社会渐趋平和，然而文化的影响却长留其间，形成一股对未来的冲击力量。从此，美国文学就徘徊在传统与冲击之中，美国当代儿童文学也不例外。

美国儿童文学研究专家唐娜·E·诺顿在她的著作《透过儿童的眼睛》中论述过儿童文学的这种变化：从30年代至60年代初，儿童文学表现出一种对未来充满乐观精神的倾向，这些作品无不强调人的尊严，家庭生活被刻画为相互尊重和关心，充满了温暖和幽默气氛。家庭中的儿童很少有感情问题，对他们自己和家庭通常感觉良好。这时期文学作品中的儿童既是依赖家庭的，但又具有一定的独立精神。进入60年代以后，家庭观念发生变化，儿童文学作品中所表现的主要题材便集中在家庭结构动荡不安，给儿童造成的心灵创伤和儿童在家庭破裂的夹缝中追求生存空间，同时包括暴力、吸毒等不良社会现象对儿童的影响等方面。

美国另一位儿童文学史家也指出：“直到60年代，美国儿童文学才真正发生变化。这些变化的根源在于人们对于儿童的观念发生了改变，同时也对种族、血统、性别问题变得更加敏感。这些都使得人们，实际上是要求人们对于诸如离婚、吸毒和精神病等社会问题做出比较坦率和明确的解释。”167所谓对社会问题做出比较坦率和明确的解释，就意味着要求儿童文学去接触社会问题，这种要求建立在变化了的儿童观念之上，即确定儿童具有读到以前所未有的坦率写作的儿童作品的权利。这种要求也是与美国儿童文学一直所遵循的“写美好与光明”的准则相违背的。只要纵观我们在前面所论述的自南北战争以来一百年间的美国儿童文学史，当然可以看出一个特点，那就是虽然形式多种多样，其基本文化价值观念和思想却一直延续不变，始终在将美好与光明向小读者群展示。然而到了60年代，这种文化价值观念面临着挑战，儿童文学开始接触到童年与社会的某些消极的地方和阴暗面，其产物是新现实主义小说，或者称“问题小说”。

谢尔顿·L·特给“新现实主义小说”下的定义是：“为青少年读者写的小说，专门涉及广大公众过去认为是儿童小说禁忌的个人问题和社会问题。”168可见，新现实主义小说的特点可以用“开禁破忌”这四个字来概括，其发端之作应该追溯到1951年出版的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

《麦田里的守望者》的主人公和叙述者同为一人——一个16岁的初中生霍尔顿·考尔菲德，作品叙述了他在圣诞节前的两夜一天的经历。对于一个初中生来说，这是一段可怕的经历。霍尔顿·考尔菲德由于四门功课不及格而被德西中学开除了，周六的深夜，他提了两只皮箱走出校门，又不敢立即回纽约的家，决定在旅馆住到星期三再回家。他到旅馆的紫丁香厅跳舞，又到欧尼酒吧喝酒，回旅馆后还答应服务员要个妓女，不过什么也没干就打发她走了，依然保持童男的身体。星期日，他先到综合博物馆去找妹妹菲絆，后与女朋友约会去看戏剧和溜冰，接着找以前的辅导员、高年级同学谈心。深夜，霍尔顿独自在维格酒吧里喝得大醉，醉醺醺地摸到中央公园浅水湖去看鸭子，偷偷溜回家看妹妹菲絆，然后到以前的英文老师家里去睡觉。没想到这个老师竟是同性恋者，霍尔德急忙离开，到火车站去睡到天亮。星期一，他决定和妹妹见过一面后出走到西部去，没料到妹妹竟要与他一起走，他只得回到家中，生了一场大病。

美国的一些评论家都把霍尔顿与哈克贝利·费恩相提并论，认为霍尔顿是“当代的哈克”，指出“两书出版日期虽相隔70年，但两者的精神联系消除了时间上的距离：哈克贝利·费恩和霍尔顿·考尔菲德是真正的亲兄弟，他们所口述的内容已将他们的流浪冒险从一般的流浪汉小说提高到对美国社会生活做出敏锐的和富于洞察力的批评。”“两者都情节生动，人物个性丰富，全书含意深刻。故事都由一个作为中心人物的青少年口述构成，他所用的绘声绘色的语言既反映也批评了他的教育、他的环境和他的时代。两者基本上都是以‘追求’为主题的冒险故事，采用一种古老的模式：一个年轻孩子浪迹在一个不太友好的成人世界里。”169正是与社会格格不入的精神特征使得霍尔顿站到哈克贝利的行列中。他那一天两夜的纽约街头的荒唐漫游实际就是一种精神逃亡。

值得注意的是，霍尔顿是个大孩子形象，对他不能简单地用“好”或“坏”来加以判断。从表面来看，他的确像个坏孩子，仿佛“是骑在马上瞎跑，总有一天会掉下来，摔得非常厉害”。然而他的“坏”又值得同情，因为他表露出来的精神世界是“苦闷”“寂寞”“沮丧”“懊恼”，他处于无人理解、无处求援的孤独境地。当他用愤世嫉俗的语气，用夹杂着许多粗俗的骂人的话诉说内心的种种不满时，让人看到了一颗真诚而痛恨虚伪、庸俗的心。他对死去的弟弟艾里的怀念，对妹妹菲絆的爱，对心目中的好女孩琴的眷恋，对湖水冻住后野鸭到何处去过冬的关心，对两个好修女的敬重和主动捐钱，对西部林中小屋的向往，都表明他的内心深处保持着美好纯洁的感情，渴望过纯朴自然的生活。他想当“麦田里的守望者”的理想甚至是高尚动人的：

不管怎样，我老是在想象，有那么一群小孩子在一大块麦田里做游戏。几千万个小孩子，附近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大人，我是说——除了我。我呢，就站在那混账的悬崖边。我的职务是在那儿守望，要是有哪个孩子往悬崖边奔来，我就把他捉住——我是说孩子们正在狂奔，也不知道自己是在往哪儿跑，我得从什么地方出来，把他们捉住。

守护着小孩子们，不使他们从悬崖上掉下来，这个高尚的理想不但是霍尔顿对自己童年和少年时代生活的忏悔，而且是对社会污浊环境的积极干预。这种拯救孩子的理想当然来自于作者，塞林格曾经说过：“我的一些最好的朋友是孩子。事实上，我所有的最好朋友都是孩子。听说我的书（指《麦田里的守望者》）将要被束之高阁，不许孩子们阅读，这消息简直使我无法容忍。”170

无疑地，《麦田里的守望者》塑造了一个问题少年的形象，这个形象身上的问题触犯了教育和少年读物的禁忌，因此曾被列为禁书，从50年代到70年代，始终有学校、家长、宗教团体对此书提出批评，然而屡禁不止。身穿风衣、反戴红色鸭舌帽的霍尔顿打扮曾经变成中学生的时尚，至今许多中学都将此书定为必要的课外读物，《麦田里的守望者》已经成为经典之作。此书主要是中学生阅读的作品，也已经在大学生中流行。在儿童文学的领域，60年代所兴起的新现实主义小说——问题小说显而易见地受到该书的影响，儿童长篇小说《世外顽童》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

《世外顽童》由儿童文学女作家S·E·辛顿所作。辛顿一直从事教育工作，《世外顽童》是她的处女作，1967年出版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被评为该年度最佳少儿小说，并获《芝加哥论坛报》举办的春季世界少儿图书节的大奖，此后又被拍成电影上映。这部作品与《麦田里的守望者》一样，也是以少年自述的口吻叙述的，不过主人公是个14岁的初中生——波尼，而他的伙伴们是一群十六七岁的少年，作品也是从周六写起，事情集中在两夜一天。不但叙事和结构的方式相似，而且内容也同样触犯禁忌，写了少年们之间的打架斗殴，甚至杀人。作者同样同情问题少年，就像《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霍尔顿把希望和爱倾注在小孩子们身上一样，《世外顽童》中犯有过失的少年主人公从烈火中救出了几个孩子，成为现实中的英雄，而不是理想中的英雄。

故事是这样的：主人公和叙述者——14岁的波尼，父母双亡，与两个哥哥生活在一起，大哥达里为了养家而辍学，二哥索达因功课不好而退学。波尼聪明好学，喜欢读书。他们有四个哥们儿：好斗的斯蒂夫、爱说俏皮话的“残嘴”、从10岁起就坐牢的达利、经常挨打受骂的约翰尼，他们都是生活在纽约东区被称为“油头”的穷孩子，与生活在西区的被称为“公子”的富家子弟常常发生纠纷。公子们盛气凌人，在公路上截住单个走路的油头就打，约翰尼和波尼都挨过他们的痛打。星期日深夜，在公园里，约翰尼和波尼又遇到了公子们，公子们把波尼往喷泉里扔，情急之下，约翰尼用刀捅死了公子头儿鲍勃。他们躲到城外去，遇上教堂起火，冲进去奋力救出里面的四五个孩子，两人都受了伤，达利为了救他们也受了伤。最后，约翰尼伤重而死，达利受到刺激有意去抢杂货铺而被警察打死，波尼决定把他们的经历写成一篇长长的作文。

作品的结尾写到波尼写作文时的思想活动：

眼前有无数住在城市东区的孩子在晃动，那些长着黑眼睛、连看到自己的影子都心惊肉跳的孩子，那些也许眺望日落、遥看星星、追求新生活的孩子。我看到那些孩子在路灯下晃来荡去，因为他们出身卑微、粗野，憎恨人生，现在告诉他们世界上还有美好的事物已为时过晚，即使你跟他们讲了，他们也不会相信。应该有人帮助他们，应该有人及早告诉他们，应该有人去讲他们的事。这样，别人也许就不会根据他们头上抹了多少油去品评他们。

在这里，作者通过波尼的思考交代了自己的创作动机，像塞林格一样是为了救救孩子。阅读这部作品，不难窥见现代文明高度发达的美国存在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及其对青少年的负面影响，但作者的目的不在暴露，而在拯救，因此没有去渲染问题少年们的不良行为，而是努力挖掘他们内心善良、美好、光明的因素。全书的主旋律是深受孩子们喜爱的罗拔·弗罗斯特的那首《黄金的时光不能留》，把孩童时代比作黄金时代，就像大自然中的绿色一样可贵。

《世外顽童》与《麦田里的守望者》一样，曾经被列为禁书，但作为新现实主义小说（问题小说）的代表作，它是成功的。继这部作品后，辛顿于1974年又发表了《彼一时矣，此一时矣》，描述一个16岁的男孩子和坏人鬼混及吸毒的情形。此时，新现实主义小说已走向末路，因为大多数作品成绩平平，更有许多作品等而下之。新现实主义小说把儿童文学题材扩展到了没有边界，几乎囊括了一切社会问题，如酗酒、吸毒、色情、暴力、强奸、未婚先孕、堕胎、谋杀、自杀、精神失常、离婚、同性恋、残疾、老年问题、种族歧视等，往往变成了暴露，甚至起到宣扬作用，产生负面影响，引起了家长、教育家及许多进步作家的不满。美国著名作家琼·乔丹在1973年10月号《威尔逊图书馆简报》上撰文说：“在新现实主义名义下所写的东西，百分之九十五都是毫无意义的、为所欲为的、不负责任的胡说八道。”171希拉·埃果弗指出了“问题小说”的9大特点：“（1）着重描写事物的表面现象而忽视本质的东西。作者是从问题出发而不是以情节或人物开始写起来的。（2）主人公由于跟成人世界有隔膜而忧虑重重，牢骚满腹。（3）主人公往往由于跟家庭以外的某个不落俗套的成人交往，使心中的忧虑得到暂时解除。（4）小说的叙述，通常是用第一人称，而且往往带一种忏悔的语气。（5）由于假设故事的叙述者是一个普通的儿童，所以书中使用的词汇有限，对事物的观察也很肤浅。（6）句子和段落都很短，语言平淡无味，没有任何感情。（7）生硬地塞进一些骂人的话，造成语言污染。（8）公开讨论性行为。（9）故事发生的地点一般是城市。”172这9个特点中，有许多的确是问题小说的缺点和弱点，但一些成功之作却并非如此，它们不但拓展题材和主题，而且在运用儿童的第一人称叙述时取得了一定的艺术成就，为儿童文学提供了新的创作经验，这些当然也不可一笔抹杀。新现实主义小说（问题小说）作为美国儿童文学60年代到70年代的一种创作倾向需要做全面的分析。当然，这种种“问题文学”作品并没有成为这段时期美国儿童文学创作的主流，也不代表这段时期美国儿童文学的主要创作成就。

在新现实主义思潮的影响下，美国儿童文学还出现了另外一类作品，这类作品处于传统与新现实主义的交界处，试图为问题少年们找出正确的生活之路，有更为积极的意义。它们的主角也许可以归于问题少年一类，但作品并不去描述问题行为，而去描述他们的转变和新生。这类作品的代表作当推汤姆·E·克拉克的《阿拉斯加的挑战》（1960）。

阿拉斯加位于美国西北部，气候严酷，资源丰富，自1867年美国从俄国买下这块土地起，它就成为拓荒者的一块宝地，19世纪末期掀起的淘金热至今犹未停息。1959年正式建成美国第四十九个州以后，更成为一个充满希望和财源的新天地，被称为“向青年挑战的地带”。《阿拉斯加的挑战》正是以此为背景，成功地编织了一个问题少年接受挑战、走上正道的故事。当小说主人公查理出现在我们面前时，他刚从警察局放出来，因为跟着坏孩子头罗斯开快车而遭到拘留。他已经年满18，却毫无生活目标，毫无责任感，在父亲住院、母亲焦虑的时候，三次丢了暑假工作，乱花钱，瞎闯荡。然而，到故事结束时，他已经跟着舅舅在阿拉斯加找到了富矿地段，和丛林中的小驼鹿友好相处，对前途充满了信心：“他从来没有想到，居然有这么一天，竟会心甘情愿地留在这荒野地方，而不想到城里去跑一趟。这种生活开始在他身上扎根，他渐渐懂得为什么有些人能放弃城市的舒服生活，到这偏僻地方来过日子。”

查理在阿拉斯加所经受的挑战是艰苦的生活条件、沉重的体力劳动、危险的自然环境。他曾经遇到过伤人的棕熊，也曾经在险恶的急滩中行船，在冰川下面铲土淘金，在冰原上面顶住狂风；他也见到了梦想不到的自然景色和原野生活，体验到一些在城市里得不到的感情和人生的体验，最主要的是他获得了勇气和力量，获得了报酬和目标。对查理而言，人生不再毫无价值，而是很有价值。查理从一个问题少年成长为一个大有作为的当代拓荒者，在他身上灌注了拓荒时代纯朴、勤劳的美国人气质，这种气质在带他进阿拉斯加的舅舅爱德身上存在着，在老一代淘金者安维尔的身上存在着。从安维尔到爱德到查理，拓荒精神已经经过三代的延续。作者用传统精神来挽救当代问题少年的意图，很明显地通过这三个人物形象的关系得到了表达。

美国30年代经济萧条时期，小小拓荒者的形象初登儿童文坛。时隔30年后，在60年代文化板块松散时期，又一次出现，为了激发新的生活动力，喊出“到阿拉斯加去”的口号。这两个文学周期清晰地贯穿着一种面对问题去寻找成功途径的理想主义，这正是美国儿童文学的主流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