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家庭小说：

19世纪最后十年，澳大利亚的生活不再像早期拓荒时代那么艰苦卓绝，澳洲人开始意识到他们只是部分征服了丛林地带，于是开始在城市生活，在山脉度假，在海岸远足，一个城市化的社会建立起来了。很多作家变成了澳大利亚的永久居民，开始采用局内人的视角进行创作。653这样一来，儿童小说创作的重心也从反映先辈们的拓荒探险转向了家庭生活和人际关系的探索，家庭小说开始吸引作家和读者的关注。它们在19世纪末澳大利亚的出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澳洲环境的日益稳定。

家庭小说一方面是介于儿歌和童话之间的一种文学，另一方面又可以说是一种成人小说，通常是写给女孩看的。654这种小说样式渊源于18世纪中后期的英国，并很快传到了美国。19世纪和20世纪，英语圈不少流行的儿童小说都可以看成是早期家庭故事的“后裔”，它们叙述父母、家庭教师等大人对儿童道德成长的影响。早期的英语圈家庭小说名作有夏洛特·杨（CharlotteYonge）的《雏菊项链》（TheDaisyChain，1856）、路意莎·阿尔科特（LouisaAlcott）的《小妇人》（LittleWomen，1868）。这两部小说尽管内容、立意大不相同，但是两部小说的结构、情节以及其中的事件在很大程度上遵循着同样的模式，这种模式后来被其他作家采用，在19世纪的家庭小说中重复出现，可以说几乎构成了家庭小说的某种传统。通常是一个大家庭，家中孩子众多，并且各个孩子的性格爱好也不相同，而正是这种“不相同”，催生了构成小说的种种事件，推动着情节的发展。另外，这个家庭的父母之一通常是缺失的，或离家在外（通常是父亲）或已经故去（通常是母亲），这导致小说的焦点一般集中在家里最大的孩子身上（一般是女孩），他将扮演父母的角色，就其个人来说，则将面临过独立生活的冲突和压力。这类主人公的变化发展总是为小说增添不少味道。《雏菊项链》中15岁的女主人公埃塞蕾德·梅、《小妇人》中的女孩们就是这样的角色，与写给男孩看的注重情节事件而不是人物的探险小说相比，家庭小说一开始就把焦点集中在主人公身上，这在早期的童书中是很少见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家庭小说的诞生是儿童文学的一大进步。

澳大利亚家庭小说的出现，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对其英美同行的回应，然而它一问世，就显示了与英美不同的特点。

澳大利亚的家庭小说始于艾瑟儿·特纳的《七个小澳大利亚人》。1894年，这部小说一问世，当时几乎所有的评论家都认为它为澳大利亚的儿童文学带来了一种新鲜的、原创的东西，认为它是“澳大利亚儿童文学新的出发点”。655该书后来被搬上银幕和舞台，至今仍然拥有广泛的读者，被看成是澳大利亚的文学经典。1894年前后的许多儿童小说都把澳大利亚看成是野生难驯、充满敌意的地方，它测试着英国以及其他欧洲移民的勇气，为拓荒者提供了种种建立新生活的机会，而这部小说则聚焦于城市的澳洲生活，作者的笔触落在悉尼郊区乱哄哄的家庭生活上，打破了那个时代的写作模式。小说叙述住在城郊的沃尔科特一家的生活事件，趣味、感动、麻烦、冲突以及家长专制构成了这部小说的基调。

《七个小澳大利亚人》描述了沃尔科特一家，他们居住在毛葛河边一幢绰号为“暴政”的大房子里，这幢房子建得杂乱无章。沃尔科特一家由父亲沃尔科特上校、他年轻的续妻艾瑟儿以及7个从婴儿到青春早期的孩子——16岁的梅格、14岁的男孩皮普（本名菲利普）、13岁的朱迪（本名海伦）、10岁的妮儿（本名埃莉诺）、6岁的男孩巴弟（本名约翰）、4岁的宝贝（本名温妮费德）以及还在襁褓中的婴儿“将军”（本名弗朗西斯·鲁珀特）组成。

与当时许多深受英国文学和文化影响的作家作品不同，在这部小说的开篇，特纳便毫不畏惧地声明，澳大利亚儿童有成其自身的权利。尽管有作为理想模版的英国童年效仿，澳大利亚儿童应该自由地忽视这些范式，而不必心怀愧疚。656

这个声明通过小说中7个沃尔科特家的孩子顽固地保持自我而贯穿始终。小说中，老大梅格天性纯真、不乏浪漫，有时候是弟弟妹妹们的代理母亲；老二皮普是个帅气的男孩，聪明有头脑，却总是干“坏事”；老三朱迪是小说刻画得最有特点的女孩，她满脑子的主意，活泼好动，精力旺盛，老是带领兄弟姐妹一起调皮捣蛋，也总是哥哥皮普干“坏事”时的同伙；10岁的妮儿是个漂亮可爱又有一点多愁善感的女孩；老五巴弟胖胖的，是被哥哥姐姐们称作“懒家伙”的男孩；生母去世时还是个婴儿的宝贝，现在四岁了，倒是个循规蹈矩的好孩子；而最小的“将军”，是续妻艾瑟儿和沃尔科特上校生的孩子。这些孩子调皮、充满想象力，又极具感染力，以至于影响着他们年轻的继母，使其看起来也像是一个大孩子。其中，朱迪是小说的中心人物。但不同于像《小妇人》这样英美小说中的野性的女孩最终被家庭生活的小天地和浪漫的爱情驯服，父亲认为朱迪难以控制，把她送进了寄宿学校。她却逃学，步行一个星期回到了“暴政”，结果得了肺炎。她的兄弟姐妹们把她藏在小屋里，又被她的父亲发现了。后来，继母艾瑟儿和孩子们一起去度假时，朱迪为了从倒下的桉树中救出她的婴儿弟弟“将军”付出了生命。在朱迪的身上，体现着澳大利亚式的童年积极的一面，这个人物可以说开启了澳洲儿童文学中强壮、独立的女孩形象的先河。657

至于他们的父亲沃尔科特上校，倒与这一时期英国儿童小说中的父亲形象有着不少相同之处。沃尔科特小心眼、专横、霸道，但说不上有威严。他专注于一本正经、假惺惺的社会仪表，可能这也是他选择职业的首要原因，因为一个被委任的官员在社会上是有面子有地位的。相对于子女，他好像更关心他的马是不是仪表堂堂，是不是以此能给他的同僚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沃尔科特上校是一个平面化的喜剧人物，他自以为是，认为自己很重要，这进一步强调了他和现实中的以及小说中的主人公的代沟，658这个人物代表着“旧世界”的观念，而孩子们，特别是朱迪则代表着一个新社会年轻有活力的精神。659

小说中，人物性格的展示与故事情节的发展融合在一起，整部作品建构在对7个孩子冒险越轨行为的叙事上，字里行间充满一种顽皮的、对循规蹈矩的行为习俗规则的不恭敬之感，为这个关于抗争、反叛、快乐和灾难的童年故事增添了别样的趣味。作品中的人物在种种“过失”中体现出令读者会心一笑或忍俊不禁的清爽品性。沃尔科特上校不是像《小妇人》中的父亲那样需要加以崇敬的完美典范；艾瑟儿渴望成为理想的妻子和母亲却不断遭受挫折；孩子们不想成为麻烦精，却被他们的热情驱使着不断打破大人们期望的藩篱。

这部小说也可以算是一部探险小说——沃尔科特家孩子们的探险。然而，与19世纪流行的故事情节——来自英国的移民或游客迷失在丛林中不同，《七个小澳大利亚人》中的孩子们是安居于澳洲城镇的家庭中的成员，他们的探险是在家庭的范围中进行的，家庭的日常生活本身是叙事的焦点。

继《七个小澳大利亚人》之后，特纳还写了27本长篇小说和数百篇短篇小说，全都是关于澳大利亚家庭生活的作品，主人公也都是女性（从少女到育有自己孩子的成年女子）。这些小说中的家庭为读者提供了一幅澳洲家庭生活的画卷，作为原型的沃尔科特一家延续到了其他作家的作品中。比如，埃拉·查菲（M.EllaChaffey）的《默里之家的年轻人》（TheYoungstersofMurrayHome，1896）也介绍了一个稳定的、沃尔科特家似的19世纪家庭——奥斯恩一家。奥斯恩家也有一群很有现实感的孩子，他们有时也很淘气，他们快乐地生活在默里河畔。小说写到了沙尘暴、蛇以及新来的家庭教师，洋溢着一股不乏幽默的现实主义情调。

和沃尔科特一家一样，奥斯恩一家也是一个比较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与之不同，康斯坦茨·马克尼斯（ConstanceMackness）的《公寓里的宝石》（GemoftheApartment，1914）故事本身却过于浪漫，不太可信，也有模式化的缺陷，小说其实是讲一个想象力丰富的12岁女孩的校园生活，不过其中叙述了一个贫困的家庭，这个家庭住在“穷困公寓”的一间小房子里，靠淘废品、猎兔子以及经营几乎没有余粮的农场生活。同时期的其他一些作家，如艾瑟儿·特纳的姐姐莉莲·特纳、莉莲·皮克（LillianPyke）、薇拉·杜威（VeraDwyer）等人的小说，也都把主人公置于一个并不总是那么快乐的家庭中，这个家庭常常是由年纪最大的女孩主持着。比如在莉莲·特纳的《划井游戏》（TheNoughtsandCrosses，1917）中写到一个严格遵循维多利亚时代风尚的家庭，这家的男主人是独断专行又冷酷的法官里恩，他的严厉让他所有的孩子都希望能逃离这个家。小说的主人公——里恩17岁的女儿莫娜就为了摆脱父亲的控制，嫁给了43岁的斯蒂芬。小说中也不乏嘲讽的语气，不过比起艾瑟儿·特纳来，莉莲对其时代的社会规则的接受却显得矛盾得多。小说让莫娜最后真的爱上了她的丈夫，屈从于家庭主妇的社会刻板角色，这就软化了这桩不对等婚姻带来的不良后果。

与艾瑟儿·特纳齐名的女作家玛丽·格兰特·布鲁斯的比拉邦（Billa-bong）系列小说是以兰斯顿一家的生活为主线的，不过，兰斯顿家彼此合作、彼此之间互为快乐的源泉，总是共同面对共同经历所有，与其说是家人，不如说更像是一群同伴。

20世纪30年代以来，大萧条及随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整个澳洲儿童文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书籍的销售、图书出版的质量和数量都受到限制，660从皮克斯·奥哈瑞斯的《波普·垂娄的财富》（TheFortunesofPoppyTreloar，1941）、南茜·丹金（NanceDonkin）的《没有勋章给梅格》（NoMedalsforMeg，1947）、多拉·比瑞特勒斯（DoraBirtles）的《拓荒者棚屋》（PioneerShack，1947）这几部作品中可以看出一些这一时期家庭小说的主题和模式来。《波普·垂娄的财富》中的女孩波普知道自己是弃儿后，逃离收养自己的家庭，找到了自己的祖母，然后发现自己原来是一位西班牙伯爵的女儿，后来继承了一大笔遗产。小说情节的发展建立在高度想象的、并不太可能的历险上，家庭——不管是收养她的家庭还是她出生的家庭，其实并不是小说聚焦的场所。比较起来，《没有勋章给梅格》倒是日常生活的叙事，主人公梅格也是一个女孩，小说描述了她和巴妮、路意丝一起度过的暑假，她们参加生日聚会、游泳，吃了很多水果和蛋糕，梅格还帮助失去记忆的管家本迪荪小姐找到了她的哥哥。《拓荒者棚屋》背景设置在新南威尔士的港口城市纽卡斯尔，机智能干的女主人公埃尔莎是家里的主心骨，人人都依靠她——父亲病病歪歪，母亲曾是社交名媛，家务事做得一塌糊涂，妹妹罗丝莉和弟弟约翰都还是小孩子，帮不上多大的忙。埃尔莎几乎白手起家，赢得了土地，并为她的家庭建造了一所房子。

这三部小说都是写给年龄稍大的青少年看的，叙事琐碎冗长，显得没有中心，虽然也有吸引人的地方，但人物的塑造比较平面化，情节也很松散。作家的笔墨更多地落在女孩的居家生活上，因此，1930—1940年可以说是家庭小说发展的一个过渡阶段。

20世纪50年代以后，澳大利亚迎来了繁荣发展的时期。据研究，20世纪50年代，女孩的教育水平开始提高。至20世纪60年代，女性成为社会劳动力的重要成员。各级学校开始扩招，许多女孩入学师范院校，以满足对教师的需求。女性就业的限制被打破了，联邦福利机构还因此在1966年修订了针对女性的议案。661这些，在这一时期的家庭小说中都有所折射。

一个与之前的作品明显不同的特点是，小说中的主人公，特别是女主人公的性格发生了变化，作品中的女孩很少与之前出现在很多作品中的那种反叛的假小子的类型相似，她们大都腼腆羞涩，但最终克服了自身的不足，取得了成功。

另外，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家庭小说中，关于拓荒者家庭的故事或是真实家庭从殖民时代以来历险经历的小说化叙事也是比较流行的。662其实，几乎所有的澳大利亚家庭小说都包含了某些探险的元素，真实的历史背景为小说提供了许多戏剧性的事件和震撼人心的高潮。不过，与19世纪注重情节和人物行动的探险故事不同的是，家庭小说中的历险故事更关注人物特性的展示、人物之间的交流以及家庭成员之间的冲突。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主要的小说家琼·费普森、埃莉诺·斯宾塞等人的家庭小说中，家庭成为展示主人公成长的场所。

琼·费普森的《祝骑师好运》（GoodLucktotheRider，1953）曾获得1953年的澳洲年度图书奖（BookoftheYearAward）。该小说描绘了一个有4个孩子的家庭，故事的主角是年纪最小的女孩巴巴拉。与《七个小澳大利亚人》中活泼调皮的女孩朱迪不同，巴巴拉性格内向，胆小腼腆，她发现了一匹孤身的小野马驹，把它带回家照顾驯养，并且骑着它参加当地的表演，还得了头奖；后来巴巴拉上了寄宿学校，与逃学步行一周回家的朱迪不同，巴巴拉很快适应了校园生活，结交了好朋友威尔，在威尔的鼓励下，在骑马的历程中，巴巴拉的自信一天天在增强。琼·费普森的另一部家庭小说《家庭共谋》（TheFamilyConspiracy，1962）中的贝克一家不是一个富裕的家庭，但他们的行为举止总是力求上流社会似的斯文，他们展现出良好的品位，希求教育，和谐地解决一切争执。4个孩子——爱德华、罗娜、比琳达和罗宾决心赚够钱好让生病必须手术的母亲贝克太太住进悉尼的医院，但是他们惹出了一连串麻烦。最后，每个孩子都认识到，不会那么快那么容易得到回报，不过在这个过程中，每个孩子都展示了自己最好的一面。这部小说在情节上有点像英国作家内斯比特（E.Nesbit）的探险小说《寻宝者的故事》（TheStoryoftheTreasureSeeker，1899），不过小说也着重强调了家庭中成年人的状况对整个家庭的影响。

与《家庭共谋》相似，埃莉诺·斯宾塞的《夏日之间》（TheSummerinBetween，1959）和派翠克·瑞特森的《羽星》（TheFeatherStar，1962）中的家庭都是力求文雅高尚的。《夏日之间》探询了家庭中令人愉悦的父女关系；《羽星》则讲述敏感的女孩琳迪在一个善解人意的家庭中迈向成年的过程。

斯宾塞的另一部小说《绿色月桂树》（TheGreenLaurel，1964）曾获得1964年澳大利亚童书奖。小说讲述了一个身处逆境中的家庭顽强生存的故事，揭示了更深刻的家庭问题。萨莫威尔一家迁移到悉尼的一个定居者营地，性格内向的11岁女孩莱斯莉一直渴望着能有一个永久的家，“像绿色月桂树那样，深深扎根于一片永恒的土地”。莱斯莉一点也不喜欢坐落在布莱克巴特山的营地，因为它单调乏味，但是渐渐地，她跟同样是移民孩子的卡拉和斯梯凡建立了友谊，并在这个过程中变得成熟起来。小说最后，莱斯莉赢得了营地设计比赛的第三名，也逐渐认识到不管置身何地，一个家庭都是有根的。

20世纪头四十年的澳大利亚家庭小说（主要是艾瑟儿·特纳和玛丽·格兰特·布鲁斯的作品）中的家庭很少是快乐的，家庭中的父母之一或死亡或失踪或有着这样那样的身体缺陷，兄弟姐妹间经常互相拌嘴、互相打斗，彼此妒忌。经济的困窘是日常生活的常态，即使是沃尔科特这样的中产阶级家庭也常面临缺欠的窘迫，不过房屋的破败混乱、愚蠢脆弱的父亲、冷酷的兄弟和麻木的姐妹，这些似乎都令小说的主人公（通常是假小子似的女孩）的好品质显得更突出。尽管这一时期的家庭小说对什么才是家庭生活的“正确”态度、女孩该留守家中还是外出寻找自我，表现出非常矛盾的立场，但小说中女性的努力和能力还是给读者留下了非常鲜活的印象。663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家庭小说描述的家庭生活并不完全快乐，但是因为主人公（主要是女孩）表现得非常内省非常个性化，她的家庭环境及周围的家人反倒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家庭生活以及它所引导的生活方式，不再像前期家庭小说中那样被仔细检视和质询，小说塑造的新型女孩其实是对五六十年代澳大利亚社会不断拓宽的女性机会的现实反映。664

1970年以来，澳大利亚家庭经历了巨大的变化。1982年，官方的家庭研究所的一项问卷调查表明：年轻人对他们父母的婚姻状态的印象常常非常糟糕。离婚率逐年持续攀升，11%出生在50年代上半期的女性是独身主义者，20%的已婚夫妇不打算要孩子，家庭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665家庭生活的混乱、家庭结构的变化在当代的家庭小说中被仔细地加以审视着。

马维斯·克拉克（MavisT.Clark）的《所罗门的孩子》（Solomon’sChild，1981）讲述一对夫妇离婚后，他们的孩子所面临的两难困境。在这部小说中，作家对冷漠的家庭环境进行了探询。母亲酗酒、父亲再婚有了新的妻子，这一切都令13岁的女孩朱迪感到困惑，她变成了商店扒手。大人们要求朱迪在父母之间作出取舍，让朱迪觉得异常痛苦。佩妮·豪（PennyHall）的《对每个人都好》（BettertoEveryone，1992）也涉及了父母离婚后孩子的不安全感以及不断被要求在大人之间作出选择的痛苦。梅格的父亲及再婚妻子邀请梅格到他们在悉尼的家中同住，梅格离开母亲和弟弟妹妹，来到父亲家中希望能更好地了解他。然而，与继母和同父异母兄弟姐妹们的相处并不容易，梅格感到自己在两个家庭中都没有位置，显然父母的良好愿望并不能令梅格适应。小说可以看成是一份人性困扰的现实主义研究。666莉比·海瑟恩（LibbyHathorn）的《与雷声一起》（AndwiththeThunder，1989）也讲述再婚家庭中孩子的困惑。拉腊的母亲去世后，她来到遥远的新南威尔士北部父亲的家中生活。拉腊的继母格莱德温是个很难相处的人，非常不欢迎拉腊的到来，拉腊只能向一只她在风暴中发现的神秘小狗倾诉自己所有的悲伤和不幸。

这种混合型家庭的问题在丹尼·巴茨（DianeBates）的《特瑞》（Terri，1981）、西蒙·弗兰士（SimonFrench）的《我们所知的一切》（AllWeKnow，1967）、鲁思·帕克的《凯莉的城堡》（Callie’sCastle，1978）中均有所触及，不过后两部中的再婚家庭不像别的作品中表现的那么冲突麻烦不断，倒是展现了再婚带来的一些更正面的影响。

其实，尽管家庭的剧烈变动使得当代的家庭小说更多地呈现家庭的灰暗面，但是也有一些作品，把叙事的焦点集中在快乐家庭上。比如瑟莉·福勒（ThurleyFowler）的《绿风》（TheGreenWind，1985）、《风是银色的》（TheWindIsSilver，1991）和罗宾·克林（RobinKlein）的《无云蓝天下的一切》（AllintheBlueUn-cloudedWeather，1991）都是在回忆的叙事中追溯着家庭天真快乐的过去。

对家庭问题的关注以及家庭小说在当代的兴盛，导致了1988年澳洲童书家庭奖（FamilyAwardforChildren’sBook）的设立。该奖由新南威尔士家庭医疗联合会设立，是当地图书周活动的一部分。该奖主要颁发给那些描写了面对生活的挑战时澳洲家庭所表现出的力量和勇气的作品，当代著名的童书作家如埃莉诺·斯宾塞、西蒙·弗兰士等都有家庭小说获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