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儿童观的转变与儿童文学的发现

五四时代，首先是思想解放的时代，是“收纳新潮，脱离旧套”（鲁迅语）的时候，这是一个摧毁偶像冲破桎梏呼唤德先生赛先生的时代，也是发现人进而发现儿童“救救孩子”（鲁迅语）的时代。历史为改变中国人的传统“儿童观”提供了最好的契机。“人的发见，即发展个性，即个人主义，成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主要目标；当时的文学批评和创作都是有意识或下意识的向着这个目标。”18五四时期出现的一些思潮，例如妇女解放的思潮，婚姻自由的思潮，表现自我的思潮，表现“爱”的思潮，再如关于父权、人生、国民性、个性解放、人格独立、青年、家庭、婚姻、贞烈观等问题的社会大讨论，无一不是向着“人的发现”这个总思潮的。正是在这一前所未有的总思潮的冲击下，“儒家三纲”之说土崩瓦解，其中的“父为子纲”奄奄一息，“老者本位”“祖先崇拜”的否定与“儿童本位”“小儿崇拜”的肯定使作为民族之未来的儿童问题终于得到了思想界、文化界、教育界的普遍重视。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不但擎起了“人的解放”的大纛，而且肩负起了“儿童的解放”的使命。文学革命主将鲁迅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儿童问题的观点。他提出社会对于儿童“应该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一切设施，都应该以孩子为本位”；儿童解放“这是一件极伟大要紧的事，也是一种极困苦艰难的事”。他认为这有三方面的工作要做：“开宗第一，便是理解”，理解儿童的心理、生理特征与精神世界，这是发现儿童的前提；“第二，便是指导”，使孩子“将来成为一个完全的人”；“第三，便是解放”，社会要为他们“开辟新路”，使他们“全部为他们的自己所有，成为一个独立的人”。19

儿童一旦真的被人“发现”，深刻影响儿童教育、儿童精神的儿童读物与儿童文学立刻得到了一代五四精英的极大关注。陈独秀曾明确指出：“‘儿童文学’应该是儿童问题之一”20。鲁迅、胡适、周作人、沈尹默、刘半农等先后在《新青年》发表了以儿童生活为题材的白话诗；《新青年》还破格为儿童文学提供园地，在全国各大报刊中，率先登载了安徒生、托尔斯泰、梭罗古勃等的童话译作，并发表周作人热情鼓吹儿童文学的文章《读安徒生童话〈十之九〉》（1918年9月）与《儿童的文学》（1920年12月）。由于《新青年》的大力倡导，文学界、教育界、新闻界、妇女界普遍开展了儿童教育新途径的探讨，呼吁人们改变传统“儿童观”，强调“儿童一样爱好文学，需要文学，我们应当把儿童的文学给予儿童”21。《教育杂志》、《妇女杂志》、《东方杂志》以及著名的四大副刊（《晨报·副刊》、《京报·副刊》、《民国日报·觉悟》、《时事新报·学灯》）纷纷发表文章，热烈探讨儿童读物与儿童文学，刊登儿童文学作品；有的还开辟了专栏，如《晨报》的《儿童世界》，《京报》的《儿童周刊》。叶圣陶在《晨报·副刊》发表的《文艺谈》（1921年3月）中大声呼吁：新文学战士应当“为最可爱的后来者着想，为将来的世界着想，赶紧创作适于儿童的文艺品”，这是新文学面临的“重要事件之一”，“这也是伟大的事业啊！”冰心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用诗的语言热切地呼唤：“万千的天使/要起来歌颂小孩子；/小孩子！/他细小的身躯里，/含着伟大的灵魂。”22

五四儿童文学的总特点是以理论发其端，实践继其后的。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理论建设的首要之务是努力改变中国人传统“儿童观”的误区，唯如此，中国儿童文学才能走出自缚的樊篱，复归自然的新绿。现代儿童文学的先驱者，为此目的，曾上下求索，并“别求新声于异邦”，从西方教育思想中借鉴了“儿童本位论”的合理内核。“儿童本位论”最先由美国教育家杜威提出，由杜于1919年来华讲学时系统阐释。这一理论一反传统教育视教师、教科书为中心的做法，提出了“在整个教育中，儿童是起点，是中心，而且是目的”的命题；教育者“必须站在儿童的立场上，并且以儿童为自己的出发点”。照此办理，于是“儿童变成了太阳，而教育的一切措施，则围绕着他们转动；儿童是中心，教育的措施便围绕着他们而组织起来”23。杜威的这套理论曾极大地影响了五四时期的中国小学教育界与儿童文学领域。“儿童本位论”代表了本世纪初期一种崭新的儿童观，它一经出现在古老滞重的中国，便以不可阻挡的凌厉之势，冲击着统治了中国几千年的以“父为子纲”为核心的传统儿童观，并引起了思想敏锐的新文化先驱者的极大注意。就在杜威来华讲学五个月之后，鲁迅便于1919年10月写下了《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重要文章。鲁迅在批评传统儿童观的误区之后，深刻地指出：“直到近来，经过许多学者的研究，才知道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一味蛮做，便大碍于孩子的发达。所以一切设施，都应该以孩子为本位”，“此后觉醒的人，应该先洗净了东方古传的谬误思想，对于子女，义务思想须加多，而权利思想却大可切实核减，以准备改作幼者本位的道德”。儿童的发现，儿童世界的发现，这是20世纪初期的中国文化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成果。鲁迅把“孩子本位”作为一个口号正式提了出来，这是其在1918年《狂人日记》中发出的“救救孩子”的呐喊的延续与生发，其目的都是为了人类“去上那发展的长途”，努力“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后起的生命”“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24。从这一使命出发，鲁迅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着作为儿童生命成长重要环节的儿童读物，并在以后的文学理论中，对儿童文学提出了一系列精辟见解，而且还在自己创作的《故乡》、《社戏》、《药》、《明天》等小说中，塑造了一批鲜活的少年形象，通过对农家少年（闰土、双喜等）的热情赞颂来表达对幼者深沉的爱，通过对摧残幼者（华小栓、宝儿等）的恶势力的鞭挞，以警醒全社会都来“救救孩子”。在鲁迅眼里，“童年的情形，便是将来的命运”25，儿童文学直接联系着民族未来一代国民性格的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