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昭和后期——日本儿童文学的繁荣期

1945年（昭和二十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便告结束。正因为日本彻底战败，才挽救了日本，也挽救了日本的儿童文学。战败后，日本儿童文学工作者们立即开始重建儿童文学的工作。1946年3月，以创造“自由的艺术的民主主义儿童文学”为旗帜的儿童文学协会（后改称为日本儿童文学者协会）成立。这一艺术的儿童文学的全国性组织，以战后创刊的《红蜻蜓》（1946年4月，后改为《儿童世界》）、《儿童的广场》（1946年4月，后改为《少男少女的广场》）、《银河》（1946年10月）、《童话教室》（1947年1月，后改为《少年大全》）、《少男少女》（1948年1月）等十几种所谓“良心的”儿童杂志为园地，展开了“民主主义儿童文学”的创造活动。

《没有空气的日子》（岩仓政治，1947）、《明天也可笑吗？》（冈本良雄，1947）、《被盗的自行车》（猪野省三，1947）、《活着的山脉》（打木村治，1949—1950）、《克尔普斯老师乘马车》（简井敬介，1949）等作品，是战后的第一批收获。

在战后被称为民主主义儿童文学的作品中，专业儿童文学圈子外的作家创作的儿童文学作品取得了更高的成就和地位。竹山道雄的《缅甸的竖琴》（1948）、石井桃子的《阿信坐在云彩上》（1947）、壶井荣的《二十四只眼睛》（1952）等长篇小说给儿童文学界带来了很大震动。这些长篇作品颇具生气的故事获得相当数量的儿童和成人读者的欢迎。

然而，儿童文学的阳春三月并没有持续太久，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将反对战争、放弃军备写入宪法的日本却再次强行军备，战后的民主主义信念发生动摇，民主主义儿童文学也失去了力量。“良心的”儿童杂志不得不宣布停刊，代之而来的是《棒球少年》《冒险少年》《漫画少年》等通俗的娱乐杂志。这些杂志内容十分庸俗，尤其是随着朝鲜战争爆发而掀起的复古、倒退风潮，其内容渐趋反动，加上私立广播的增加、漫画的质变（故事情节化）等因素，这类儿童读物完全霸占了儿童读物的阵地，民主主义儿童文学面临十分深刻的危机。

在“倒春寒”袭来的这段时期里，失去了创作作品正式出版机会的儿童文学作者，其中尤其是年轻的一代，以同人杂志为阵地，依据各自的观念，踊跃地探索新的儿童文学道路。在这种探索里，主要有两大主张。其一是由鸟越信、古田足日领导的早稻田大学童话会发出的宣言《集结在少年文学的旗帜下》（1953），主张用现实主义的方法描写生存于日本政治、社会的现实之中的儿童的儿童文学。由于这篇宣言直接对以小川未明为代表的日本儿童文学传统进行否定，发表后反响极大，引起了许多争论。其二是批判日本儿童文学一直持有的忘记读者的做法，主张儿童文学追求“有趣”“明白易懂”。这种主张的价值标准，基本取自欧美儿童文学，其目标在于开拓欧美风格的小说童话和荒诞故事。石井桃子、濑田贞二、渡边茂男等六人共著的《儿童和文学》（1960），是这种主张的典型代表。

上述两个方面的对新的儿童文学的探索，至昭和30年代（1955—1965）的后半期，均在创作上结出丰硕的果实。

在现实主义儿童小说创作中，山中恒的《红毛小狗》（1960）、早船千代的《有炼铁炉的街》（1961）、乙骨淑子的《笔架山》（1964），以及在幻想故事型的小说童话创作中，佐藤晓的《谁也不知道的小小国》（1959）、乾富子的《树荫之家的小人们》（1959）、神泽利子的《小卡姆历险记》（1961）是最重要的收获。值得称道的是，松谷美代子对日本的民间故事进行了再创造，创作了《龙子太郎》（1960），使人们重新认识民间传说故事对现代文学所具有的价值。

这一时期，幼儿童话创作也出现了革命性的质变。1957年，乾富子出版了长篇童话《长长的长长的企鹅的故事》，突破了“幼儿童话即短篇作品”的框子，成为之后幼儿童话的典范。在开辟幼儿童话新领域方面做出贡献的先驱作品中还可以举出中川李枝子的《不不园》（1962）以及属于荒诞童话的寺村辉夫的《我是国王》（1961）、小泽正的《醒醒吧，虎五郎》（1965）等。

图画故事，这一幼儿读物的新体裁也有显著的变化和发展。其代表性作品有石井桃子的《小猫》（1963）、渡边茂男的《消防汽车》（1963）、濑田贞二的《非洲的大鼓》（1962）、中川李枝子的《古利和古拉》（1963）等。

昭和二十年代（1945—1955）民主主义儿童文学的勃兴和受挫后出现的低谷状态，可以看作是日本现代儿童文学的准备期或胎动期，昭和三十年代，则是日本现代儿童文学的真正出发期。在这个时期，日本儿童文学出现了有史以来的首次繁荣，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这个时期确立了更加进步的儿童文学创作方法，与继明治时期的“御伽噺”之后的象征性幻想童话和主观上力求采用现实主义、实际上却是半途而废的“生活童话”不同，这个时期确立了在逻辑性和合理性基础上展开幻想的创作方法（如《谁也不知道的小小国》《树荫之家的小人们》等）和抓住人与社会的关系展开情节的现实主义小说的创作方法（如《红毛小狗儿》《有炼铁炉的街》等），这在日本儿童文学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这个时期出现的作品，水准很高，被翻译介绍到欧美国家，获得了许多国际性的儿童文学奖。

进入昭和四十年代（1965—1975），日本儿童文学呈现出比较复杂的面貌。在这个时期，日本的经济高速增长政策的施行和取得成功，给日本人带来了富裕的物质生活。这种经济的繁荣给文化传播媒介带来了深刻改变，民间的广播、电视、周刊、漫画等传播甚广，把众多儿童吸引了过去。儿童文学发生分流，出现了追随上述宣传媒介的儿童文学即大众儿童文学。经济的高速增长自然造就了一大批中产阶级，他们具有庞大的儿童图书购买力，再加上进入昭和四十年代后期，母（父）子读书运动、地域读书运动的影响，面对越发激烈的升学竞争，中产阶级把给孩子购买儿童书籍变成了能使孩子升入好学校的一种教育投资的方式。实行市场经济的日本出版商当然不会错过天赐良机，于是，包括儿童文学在内的儿童书籍得以大量出版。从出版的状况来看，似乎表现出儿童文学的繁荣。

然而，在这表面繁荣的背后，却暗藏着停滞和困惑。许多作品表现出作家的主体性正在丧失，主要是靠施展一些创作技巧来吸引儿童读者，儿童文学评论家鸟越信曾经称此为“技巧主义”。在这个时期，从整体上感受不到上一个十年存在于儿童文学作品中的“共通理念”，即社会变革的思想和通过儿童表现对人类和未来的无限的信赖感。造成这种“无思想”状态的主要原因是日本社会进入了没有大震荡的安定时期。如果说在昭和三十年代作家把儿童文学看作是在动荡社会中发挥作用的一种文学，那么面临着相对安定的社会，一些作家已不适应这种观念，难免产生了某种程度的丧失感和茫然的心境。

这一时期出现了大批模式化的层次不高的作品，但是，在那些富于追求、勤于努力的儿童文学作家的笔下，还是产生了相当数量思想性、艺术性很高的作品。比如像斋藤隆介的《吐舌头长松》（1967）、上野瞭的《拍球歌》（1968）、灰谷健次郎的《兔子的眼睛》（1974）等作品，不仅给儿童读者而且也给成人读者以巨大的文学感动。在这个时期，人们还会想到的作品有今西祐行的《肥后的石匠》（1965）、中川李枝子的《桃红色的长颈鹿》（1965）、前川康男的《小杨》（1967）、后藤龙二的《大地处处有天使》（1967）、渡边茂男的《寺町三——十一号》（1969）、松谷美代子的《两个意达》（1969）、古田足日的《一年级大个子和二年级小个子》（1970）、斋藤惇夫的《格里克历险记》（1970）、安藤美红夫的《蜗牛赛马》（1972）等作品。从整体上来看，似乎可以把昭和四十年代称为现代日本儿童文学的成熟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