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儿童文学存在着艺术的儿童文学和大众的儿童文学两个脉流。在日本，当说到“儿童文学”时，一般都是指艺术的儿童文学。在战后近50年的历史中，出版的关于艺术儿童文学的研究、评论其数量之多不胜枚举。然而，关于大众儿童文学的研究、评论仅有佐藤忠男的《少年的理想主义》（1964）、二上评一的《少年小说的谱系》（1978）、高桥康雄的《梦想的王国：令人怀恋的少年俱乐部时代》（1981）、山中恒和山本明编集的《我们少国民定会取胜——少年军事爱国小说的世界》（1985）等寥寥四种。而且从出版时间来看，大众儿童文学意识的觉醒也是为时不早的。鸟越信曾指出，出现这种偏重艺术的儿童文学的倾向，是因为儿童文坛内具有浓厚的宗派主义气息。我认为，与大众的儿童文学相比，艺术的儿童文学处于高品位这一儿童文学观念也是根本原因之一。

如果公正地看待日本儿童文学的历史，就不能不承认，大众儿童文学是非常重要的存在。研究大众儿童文学将给艺术儿童文学的评价、儿童文学理论的建设带来一些新的启示。

一、大众儿童文学产生及繁荣的原因

大众儿童文学的重要特征表现为是以获得众多的读者、激起他们的共鸣作为自己的使命。为了完成这样的使命，显然首先就要取得具有大发行量的儿童杂志这一阵地。因此儿童（少年）杂志的创刊便成为大众儿童文学诞生的重要条件。

日本较早的有代表性的儿童杂志是1877年（明治十年）创刊的《颖才新志》。不过《颖才新志》是汉诗、和歌、作文的投稿杂志，而不是以发表读物为主的杂志。给儿童杂志带来新的形式的是1888年（明治二十一年）创刊的《少年园》，上面发表论说文、科学读物、小说、时事评论等。到了1889年，《日本之少年》《儿童》《小国民》创刊，大众儿童文学诞生的机运终于趋向成熟。

日本大众少年小说（儿童文学）的滥觞之作当推幸田露伴于1890年在《少年园》1月3日号上发表的《铁三锻》。这之后的十年可以称为日本大众儿童文学的诞生期。1900年日本大众儿童文学终于产生了堪称原型的划时代作品，这就是押川春浪创作的长篇小说《海底军舰》。

大正时期既是日本艺术儿童文学的明媚春天，也是大众儿童文学养精蓄锐的季节。在明治的最后一年（1911）创刊的《立川文库》，五六年间出版了近二百种说书式作品。《立川文库》本是将大阪的说书人玉田玉秀斋的口述加以文章化而出版的读物，未必是面向儿童的。但是，由于其具有痛快淋漓的故事性（表现英雄、豪杰、隐身人的行动）、生动的讲述语言、开本小型轻便、价格便宜等特色，所以一举受到儿童们的热烈欢迎。特别是进入昭和时代，出版了《猿飞佐助》（1928）、《雾隐才藏》（1929），为不久后出现的吉川英治、大佛次郎的少男少女时代小说奠定了基石。

与《立川文库》相并行，大正时代也是大众儿童杂志的繁荣期。其中于大正三年间（1914）由大日本雄辩会创刊的《少年俱乐部》成了此后日本大众儿童文学的中流砥柱。

《少年俱乐部》最早的发行人是野间清治，编集则为尾张真之介。其创刊之初，占据着少年杂志界主流的是《日本少年》《少年世界》《少年》。虽然《少年俱乐部》的办刊宗旨是以小学四、五年级至初中三年级的少年为对象，“主要刊载有生动趣味性的有助于精神教育的记事，”但是并没有达到发行人预期的发行量。《少年俱乐部》成为少年杂志界的霸主，君临其他杂志之上，是在1921年加藤谦一担任编集主任之后。加藤谦一慧眼独具，向当时正在抬头的大众文学作家讨约面向儿童（少年）读者的长篇小说，结果大获成功。发表于其上的吉川英治的《神州天马侠》、高垣眸的《龙神号》、佐藤红绿的《呵，把花插入玉杯》、佐佐木邦的《苦心的学友》、大佛次郎的《角兵卫狮子》、山中峰太郎的《敌中横断三百里》《亚细亚的曙光》等作品将大众儿童文学提高到新的水准，并创造了日本大众儿童文学的黄金时代。《少年俱乐部》的发行量从最初的两三万册猛增至50万册（1929）、63万册（1930）、67万册（1931）、70万册（1933）、75万册（1936）。

从大正末年至七·七事变，是《少年俱乐部》，也是日本大众儿童文学的鼎盛时期。到了战后的1946年4月，《少年俱乐部》将“俱乐部”三字改为片假名，1962年12月宣布停刊。

从50年代起，日本的映像文化走向发达，作为其一翼的漫画的洪流开始席卷日本的儿童文学杂志界。以活字印刷为传播媒介的大众儿童文学（大众少年小说）已经无法力挽狂澜而逐渐地衰落了下去。今天，日本大众的儿童读物已被漫画所垄断。

日本的大众儿童文学的产生和繁荣有赖于大发行量的儿童杂志，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近代发达的进步的印刷技术，是大众儿童文学得以成长的土壤。但是，为什么同处一个时代，艺术的儿童文学却从来没有像大众儿童文学这样拥有大量读者并取得广泛的社会影响呢？（即便是近代日本儿童文学的黄金时代的主流杂志《赤鸟》，发行量最高时也不过两三万册。）我认为可以从社会意识形态和日本艺术的儿童文学的问题这两方面寻找原因。

自明治维新（1868）以来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并没有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近代社会。明治维新这场变革并没有彻底打碎封建的旧制度，相反，却是以封建的东西作为立足点来建立起了资本主义社会，不彻底的民主主义革命之后，处于国家意识形态统治地位的是天皇制国家主义。日本从明治以来便施行“富国强兵”的国策，而这一国策从一开始便具有侵略扩张的性质。明治二十三年，矢野龙溪创作的政治小说《浮城故事》所表现的“南进论”，便很能代表当时日本国家的心态。《浮城故事》的“南进论”是以太平洋和印度洋对面的遥远的非洲作为侵略目标的，这是因为明治二十三年的日本，在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方面远远无法与欧美列强抗衡，于是避开了东南亚地区，以免于同欧美列强冲突而转向还未被瓜分完毕的非洲大陆。

1894年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是日本初试武力发动的侵略战争。取得战争胜利的日本获得了对自己军事力量的自信，在1904年又挑起了日俄战争。当时，表现、描写这两场战争的日本的儿童文学无一不采取了与日本天皇政权一致的侵略立场。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作为战胜国之一的日本获取了很大经济利益，社会趋于安定，产生了被称为大正民主主义的思潮。但是随着1927年春日本爆发的金融恐慌，尤其是1929年夸耀永远繁荣的美国也发生了金融恐慌并波及整个世界之后，日本的经济危机极为严重，国民生活陷于崩溃状态。为了摆脱日本资本主义的困境，日本政府开始计划进行以掠夺殖民地为目的侵略战争，为此在国内镇压阶级反抗，进行反动的国民教化。

在国家主义、军国主义的日本，大众儿童文学从押川春浪的《海底军舰》到山中峰太郎的《敌中横断三百里》，侵略思想表现得越来越露骨。就是说，日本的许多大众儿童文学是一种思想上响应日本的国家主义、军国主义的侵略文学。由此它受到了国家权力的保护、支持。另外，在受到整个国家的战争喧嚣影响的儿童中，这种“日本雄飞”的思想也激起了一阵阵狂热。

日本大众儿童文学的繁荣除了在意识形态上与国家权力接轨这一原因之外，也是由于艺术的儿童文学出现了问题，因而给了大众儿童文学以可乘之机。

在日本，明治期的岩谷小波是一位处于儿童文学孕育期的作家，他的作品中的艺术的儿童文学的要素和大众的儿童文学的要素是混沌地并存于一起的。岩谷小波作品所内含的两方面要素，结晶成具有高度的儿童艺术性的儿童文学作品，如同《海底两万里》《木偶奇遇记》《汤姆·索亚历险记》那样。但是，依靠大正中期的杂志《赤鸟》等建立起来的近代日本儿童文学，以仅仅立足于小市民阶层的童心赞美主义的童话、童谣为主轴，没有能够切合占人口大半的工人、农民阶级的儿童的现实，顺应其兴趣和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大众儿童文学自然获得了更广大的儿童读者，从而得到发展。

二、大众儿童文学的作家和作品

塑造了日本大众儿童文学原型并开创新局面的是冒险小说作家押川春浪。押川春浪1876年生于爱媛县松山市。本名押川方存。从幼年起，随进行传教和其他工作的父亲奔走于新泻、仙台等地。就读过多所学校，最后毕业于东京专业学校（现早稻田大学）。在此期间，因反抗父亲的基督教思想和西洋风气而热衷于棒球，行为粗暴，其蛮勇在学生中无人不晓。押川春浪在东京专业学校读书期间，由翻译家樱井鸥村的介绍，将自己创作的冒险小说《海底军舰》拿到主办《少年世界》的岩谷小波处，小波推荐给东京堂出版。此后，押川春浪在博文馆的《少年世界》《中学世界》上发表诸多作品，确立了冒险小说这一名称。他的《武侠日本》（1904）、《新造军舰》（1906）、《东洋武侠团》（1908）等充满奔放想象的冒险小说受到热烈欢迎，一时竟洛阳纸贵。

1904年，押川春浪在岩谷小波推荐下进入博文馆工作，作为主笔，给杂志《冒险世界》注入令青少年热血沸腾的冒险内容。1911年与主张棒球熄灭论的东京《朝日新闻》进行论争，为此春浪与小波一同从博文馆辞职。1912年，创刊新杂志《武侠世界》，不断发展冒险小说。1914年因感冒引起急性肺炎，结束了38岁的戏剧性生涯。

《海底军舰》以第一人称的讲述方式，写旅行家“我”（柳川龙太郎）结束世界漫游之旅，返归日本途中，在意大利与旧友浜岛武文重逢，受武文托付，携其夫人和少年日出雄同回日本。在印度洋上遭海盗船袭击，“我”与日出雄两人漂流至海中孤岛。这个孤岛是一年半以前，怀着某种秘密，在一天夜里带着下属的37名水兵乘帆船离开本国日本的樱木海军大佐的“秘密造船厂”。“我”和日出雄少年在樱木大佐的带领下，参观了完成一半的海底军舰（即潜水艇）的内部。在海底军舰竣工以前，“我”所需要做的工作是在这座没有前人足迹的岛上建立一座标志其是日本领土的“纪念塔”。为此，“我”建造了驱赶猛兽的冒险铁车（坦克），经历艰难困苦，完成了工作，在这期间，海底军舰由于巨大海啸，“发动药液”的储藏库遭受破坏而无法航行。于是“我”和武村兵曹驾驶氢气球，在印度洋的科伦坡附近降落去购置秘密药品。氢气球在海中坠落，两人被日本的巡洋舰救起。在舰上，“我”惊奇地与浜岛武文和原以为已经不在人世的洪岛的妻子春枝重逢。最后，樱木大佐苦心建成的海底军舰彻底消灭了海盗。

毫无疑问，《海底军舰》受到了凡尔纳作品的明显影响，但其思想上则表现为对外扩张的国家主义倾向，作品显示了押川春浪要满足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企图雄踞海外的日本青少年的心理这一创作姿态。关于押川春浪的冒险小说给《少年俱乐部》的大众儿童文学带来的深刻影响，加藤谦一曾这样说：“我在中学时狂热阅读的是押川春浪的热血小说。樱木海军大佐也好，段原剑东次也好，其小说中的人物都是爱国冒险的热血汉子。少年俱乐部口号似的‘热血’这一汉语，便是在那时出现的。我想，一定要把押川春浪式的这种热血作品引入少年俱乐部……满足这一渴望的是山中峰太郎。”

山中峰太郎，1885年生于大阪的一个和服商家庭。3岁时成为一军医的养子，这使他后来走上了典型的军人道路。曾就学大阪陆军动年学校、东京中央幼年学校。在陆军士官学校读书期间曾发表小说。从陆军大学退学后，作为朝日新闻的通信员前往中国大陆，投身革命军，曾假庞继龙等中国姓名做孙中山的第三革命军的参谋长。后以亡命者身份归国。归国后，以参加中国革命军时的体验为基础创作热血小说。

山中峰太郎的大众少年小说的处女作是《敌中横断三百里》。这部纪实性的作品连载于《少年俱乐部》1929年4月号至9月号，写的是后来成为日本参谋本部的少将的建川美次在日俄战争期间，奉命侦察位于奉天（今沈阳）周围的俄国军队的内情，从而使奉天会战取得胜利的故事。作品发表后，受到日本全国少男少女们的狂热欢迎。受这一成功的鼓舞，山中峰太郎此后又一连创作了《大陆警戒线》《亚细亚的曙光》《万国之王城》《大东铁人》《世界天敌弹》《看不见的飞机》《太阳的凯歌》《黑星博士》等大众少年小说。

上笙一郎曾指出，押川春浪是国家主义儿童文学中思想的完成者，但却不是文学的完成者。因为“日出雄少年成为武侠团体的英雄们喜爱的玩物，只是彷徨于发生事件的周围，以自身主体的判断来进行某项计划，持着主体的责任去行动的事情连一次都没有”。上笙一郎认为将国家主义儿童文学在文学上完成的是山中峰太郎，因为在他的小说中主人公（尤以本乡义昭为代表）在充满生气地行动着。

需要申明一点的是，对日本大众儿童文学起过重大作用的山中峰太朗，直至战后依然坚持着“日美开战的责任在美国一方，七·七事变的扩大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计谋”这种观点，是一位军国主义思想顽固的作家。

日本大众儿童文学的主旨是向少年儿童提供“有趣而有益”的读物。在这一点上，佐藤红绿的《啊，把花插入玉杯》可以说是一个重要收获。

佐藤红绿，1874年生于青森县，在弘前中学读到四年级时中途退学，去东京先后做过《日本新闻》《富山日报》《报知新闻》的记者。1906年创作《脚炉》，作为自然主义作家获得承认，之后转为大众文学作家。自1927年在《少年俱乐部》上发表《啊，把花插入玉杯》以来，所创作的大众儿童文学获得少年读者的狂热欢迎。

被称为“小不点”的青木千三，上小学时成绩居首位，但是由于家境贫寒，无法上中学，只好去卖豆腐。一个绰号叫“生蕃”的政府干部的儿子总是欺辱“小不点”。生蕃读中学一年级，是学校最无法无天的学生。柳光一也是成绩优异的中学生，是一位心地善良的少年。柳光一想帮助家境日趋艰难的“小不点”，劝他接受自己父亲的援助上中学，但“小不点”执意靠自学进步。光一从高年级学生的刀下救出生蕃，生蕃感激光一的友情，良心开始觉醒。当生蕃的父亲为选举作弊而在办公室纵火时，生蕃竭力阻止并劝父亲自首。父亲非但不自首，反而嫁祸“小不点”的伯父。生蕃的父亲所在的町长派还开除了正义派的中学校长。激怒的学生们对生蕃进行惩治，生蕃一直默默地忍受。“小不点”在夜校勤奋学习，终于考入一高，光一和生蕃也成为一高的学生。

《啊，把花插入玉杯》是典型的立身出世小说。它通过对“小不点”的奋斗精神，柳光一的友情，生蕃的正义感的描写，表现了青春期的激情，是不折不扣的热血小说。当然从文学表现来看，情节失真处也并不少，在相当程度上降低了作品的文学性。

日本大众儿童文学表现的题材和艺术风格是多种多样的。概括起来，大致有山中峰太郎和平田晋策等人的军事武侠小说，南洋一郎为代表的冒险小说（包括海洋小说），以佐藤红绿为典型的热血小说，佐佐木邦的幽默小说，江户川乱步的推理小说，吉屋信子等人的少女小说，吉川英治、大佛次郎等人的时代小说。

三、大众儿童文学的性质

在一切文学样式中，没有什么比儿童文学与读者的依存关系更为密切的了。儿童文学这种文学的产生，首先就是因为儿童读者这一存在。不被儿童阅读的文学（即使在上面贴上“儿童文学”的标签）便不是儿童文学，此乃不言自明的道理。而且不被广大儿童读者喜爱的作品‘作为儿童文学’其艺术魅力、文学水准也都大可怀疑。但是，这样一来，是否儿童读者的喜好就成了检验、评价儿童文学的艺术水准的唯一标准了呢？当我们试图对日本大众儿童文学进行评价时，对这个问题是无法回避的。

1959年佐藤忠男在杂志《思想的科学》3月号上发表了《关于少年的理想主义——〈少年俱乐部〉的再评价》一文。正如副标题所示，该文通过对在最盛期发行量达到百万份的《少年俱乐部》的强照射，对将《赤鸟》等所谓艺术的良心的儿童杂志以及其上刊载的短篇儿童文学作品作为主流的儿童文学史提出了质疑，认为“从大正末年至七·七事变前后，事实上，日本儿童文学的主流存在于《少年俱乐部》”。

佐藤忠男的这篇来自儿童文学外部的论文，对日本儿童文学界来说，简直是振聋发聩。其中佐藤猛烈抨击的所谓艺术的儿童文学界人们所受的震动可谓近乎一场脑震荡。然而在我所了解的范围内，进入战后，历来争论不断的日本儿童文学界，并没有积极生动地对佐藤的论文做出反应。私下的议论据说不少，然而正式系统批评的文章，几乎仅有鸟越信的两篇题名均为《大众的儿童文学》的文章。

鸟越信在《新编儿童文学论集》中指出：“佐藤忠男分析《少年俱乐部》特有的魅力，指出了产生这些魅力的几项要素。这些要素的确是日本的童话传统中所没有的，相反，作为要素确实都是外国的优秀古典作品所具备的。但是，毋庸赘言，优秀的文学并不是因要素而成立的，重要的是成为要素的根基的意识形态和把要素升华为艺术感动的形象化力量。”477鸟越信认为，具有一些与优秀的古典名作相同要素的大众儿童文学作品，尽管有一部分作为怀旧会有复活，但是其艺术的生命力并没有保持到现代。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思想性的问题。鸟越信在分析了佐藤红绿的作品和吉川英治的《左近右近》的思想之后，做出这样的结论：“简而言之，《少年俱乐部》的少年小说是义理人情世界的讴歌，它以对封建的人际关系和从属这种关系的道德的肯定，通向了与天皇中心的国家主义、军国主义相连接的道路。”478

上笙一郎的《日本儿童文学中的国家主义的谱系》一文，论述的也是大众儿童文学作品，他在文中甚至把国家主义的大众儿童文学称为“侵略主义的儿童文学”479。

鸟越信指出的思想性问题，我认为是触到了日本大众儿童文学的致命处。因为优秀的儿童文学应该是文学性、教育性、趣味性的高度统一。而这里的教育性，当然指的是把儿童培养成健全的社会的人。日本的大众儿童文学显然是与儿童文学这一宗旨背道而驰的。因此，尽管日本的大众儿童文学具有一些吸引儿童读者的要素，比如故事的宏大和生动性、主人公的行动性、作品中的英雄气概，尽管这些作品在那个包括少年儿童在内的整个国民心态都不正常的特定时代受到了狂热欢迎，但是，从根本上讲，作为儿童文学，其艺术性是令人怀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