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我们大可不必为一百年后的事情担忧，也不用为一百年前的事情哭泣。死亡只是另一种生活的开端。无论活多久，最终都是殊途同归。

对于不复存在的事物，长与短都没有多大意义。亚里士多德说，希帕尼斯河上有一些动物只能存活一天，上午八点死亡是夭折，下午五点死亡便是老死。切忌把生命的长短和幸福与否相关联。如果将我们的生命与永恒、山川、河流、星辰、草木，抑或一些动物相比，那么活得长短简直微不足道。

无论你的生命何时结束，它都是完整无缺的。生命的意义不在于寿命长短，关键在于你的意愿。有些人寿命很长，但似乎从来没活过。因此，活着时要好好生活。

或许你曾认为自己永远也走不到目的地，然而，哪条路没有出口呢？倘若有人陪伴会让你放松一些，那请记住，世界正与你结伴而行。

商人依靠年轻人的挥霍来赚钱，农民则依靠庄稼涨价，建筑师依靠房屋倒塌，司法人员依靠民事诉讼与纠纷，神职人员依靠人的死亡与罪恶。古希腊喜剧作家菲莱蒙说，没有哪位医生希望他人甚至自己的朋友身体健康，也没有哪个战士希望世界和平，同理可类推到很多人事上。倘若我们审视一下自己的心灵，会发现内心孕育与产生的愿望，多数都是损人利己的。

我认为，哲人可以在心灵上摆脱一切束缚，自由地对事物作出判断，但表面上还是应该遵循习俗。公众社会不需要我们的思想，至于其他，比如我们的行为、工作、财富，甚至我们的个人生活，都须服从社会和公众舆论。就像苏格拉底之死，即便法官的判决是不正义的，他也没有为了活下来而违抗法官的判决，因为遵守所在地的规则与法律是一条普遍的规则与法律。

只有那些考虑到最坏结果甚至死亡而毫无畏惧的人，才会表现出彻底的、真正的自信。然而，倘若畏畏缩缩、犹豫不决地去参加一次重要和谈，这种自信也是于事无补的。博得他人的好感与同情，勇于向人屈服并获得他人的信任，这才是明智的做法，只要是自由和不受任何需要限制的，只要这种自信毫无杂质，是在有思想准备，至少是在毫无顾虑的情况下给予的。

对待知识，我们只急于把它记下来，却不吸收理解。

这样知识只能沦落为炫耀、交谈和引经据典的资本，就像一枚毫无意义的钱币，除了用来计数或投掷外，再无他用。

这样的蠢事我也做过，例如我会从书本中搜集喜欢的箴言警句，将其搬进我的作品中。它们在我的作品里，就和在原初的地方一样，都不属于我。我坚信，我们只可能凭靠现在的知识，而不是凭靠过去或将来的知识成为有学识的人。

我们只知道死记硬背他人的观点与学识，却不懂得将之变成自己的东西。就好像故事中的取火者，为了取暖到邻居家借火，看到旺火后便停下来取暖，忘了取火回家。肚子里填满食物，如不消化就无法转化成能量强身健体，这样又有何用？卢库鲁斯没有作战经验，却通过读书成为伟大的将领，而这绝不是死记硬背的结果。

我们总是扶着他人的胳膊走路，以致力气丧失殆尽。

为了给不怕死找些道理来武装自己，就向塞涅卡借；为了找些话来安慰自己或他人，就向西塞罗借。这种窃取来的有限才能令人不齿，但凡我们主动思考，就能自己得出答案。

倘若我们的思想不健康，判断力不准确，我宁愿让学生将时间用来打网球，这样至少可以让身体变得强壮。看看很多人在学校学了十五六年后回来的样子，他们几乎什么都不会做，身上流露出的，只是学了拉丁文和希腊文后凭白多出来的自大和傲慢。他们本该饱含思想而归，却只带回浮肿的心灵，没有变得充实，反而愈发虚肿。

在雅典，人们学习怎样说得好，在斯巴达，人们学习怎样做得好；雅典人学习怎样推翻某个诡辩论，不被模棱两可、混淆是非的话语蒙骗，斯巴达人则学习如何抵制欲望的诱惑，直面命运与死亡的威胁；雅典人专注于说话，不断精进语言，斯巴达人执着于行动，不断锤炼心灵。

我发现有些人将别人的甲胄穿在自己身上，连手指头都不露出来，就如现在很多人所做的那样，将前人的思想修改修改充当成自己的思想。这些人自己没有什么才能，便用他人有价值的思想来标榜自己，这显然是不公正、不道德的行为。更为讽刺的是，他们只能用这种沽名钓誉的方法赢得平庸之辈无知的赞美，在智者面前却原形毕露，然而惟有智者的认可才是真实有分量的。

对我而言，没有比这种抄袭更为可耻的事情了，除非为了更好地表达自己，否则我不会引用他人的话。

老师应该让学生跑在自己前面，以便判断学生的速度，继而调整自己的速度来顺应学生。倘若师生速度不协调，教学便会变得很艰难。我认为，选择适当的速度，保持步调一致是最困难的事情。一个高尚且眼力好的人懂得俯就顺应孩子的步伐，并加以指导。在我看来，上坡比下坡的步伐更稳健踏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