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来谈谈《列那狐的故事》（LeRomandeRenart）这部中世纪法国伟大的民间长篇故事诗。

从中世纪中叶开始，由于城市的出现和发展，市民阶级在法国产生并不断壮大，它与封建统治阶级的矛盾和斗争也日益加剧。反映市民阶级生活和思想情感的市民文学便应运而生。市民文学的样式有小故事、市民戏剧、抒情诗等。其中文学成就最高的是大量以列那狐为共同主人公的故事诗，俗称“列那狐故事诗”。这些作品老少咸宜，从问世以后便广为传播，并代代相传，成为法国古典文学和法国儿童文学宝库中不可多得的瑰宝。

列那狐故事诗陆续形成于12世纪至14世纪，有关它的起源在法国历来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列那狐的故事起源于法国外省和东欧的俄罗斯、北欧的芬兰地区的民间传说，是由人民群众的口头文学创作演化发展而来的；另一种说法认为，列那狐的故事是从以往描写动物的故事诗中发展起来的，并且从已经被译成拉丁文的古希腊罗马的寓言中汲取了很多营养（10世纪至12世纪之间，法国已有很多用拉丁文写的诗以狐狸和狼的斗争为题材），还受到法兰西的玛丽写的《动物寓言》的很多影响（她的作品中也一再出现狐狸和狼的形象）。著名的《伊索寓言》对列那狐故事诗的形成肯定也有影响。《伊索寓言》中有一篇《狮子、狼和狐狸》就同列那狐故事中的《列那在宫中救了国王》的主要故事情节相差无几，都是讲狐狸列那以替狮王治病为名，活剥下狼的皮，报了私仇。306

从文学自身的相互影响和传承的角度看，上述说法都是有一定的依据的。例如，关于动物题材的外国文学作品，诸如伊索寓言和拉丁童话等，确实早已通过教士的介绍在法国流传。但是，列那狐故事诗并不是对这些作品的简单模仿。它主要是在法国本土的民间传说和动物故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中世纪法国的社会生活背景则构成了它赖以产生的最根本的现实基础。它所描写的宏阔场景和所包含的丰富寓意，大大开拓了以往动物故事的艺术深度和广度。它最鲜明地体现了法国中世纪市民文学普遍具有的浓郁的喜剧性和讽刺性。“它们（指列那狐故事诗和小故事）是法兰西民族精神最确切的表现，不似史诗和故事诗只能代表一小部分人的情绪和思想。这种民族精神，就是长于讽刺的高卢精神。”307所有这一切，使列那狐故事诗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呈现出了独特的色彩。

流传至今的列那狐故事诗主要有四部，分别产生于12世纪至14世纪的不同历史阶段，因而也明显地呈现出不同的特色。《列那狐的故事》（1175—1250）主要表现代表新兴市民阶级的列那狐与象征封建权贵的叶森格仑狼反复较量以求得生存的努力；《列那狐加冕》（12世纪中叶）表达了反对封建王权的思想；《新列那狐》（13世纪末叶）集中攻击以罗马教皇为首的教会，反映了市民阶级在当时王权和教权的斗争中倾向于王权的特点；《冒充的列那狐》（14世纪上半叶）以其揭示阶级矛盾，抨击封建制度，表达市民阶级社会政治观点之尖锐、有力见长。这四部故事诗的总长达10万行以上，其中以第一部《列那狐的故事》成就最高，也最为精彩和脍炙人口。

《列那狐的故事》的基本情节出自佛兰芒的教士尼瓦尔于1152年用拉丁文写的长诗《伊桑格里谟斯》、法国中世纪女诗人玛丽·德·法兰西的寓言以及犹太人佩得罗·阿尔丰斯于12世纪初叶写的东方故事集《教士戒律》。《列那狐的故事》包括1175年至1250年间在法国产生的许多以列那狐为主人公的八音节的法文诗篇。这些诗篇质量参差不齐，是一部产生、流传于民间的集体之作。其作者大部分已无从查考，现在能够确知的只有三位：皮埃尔·德·圣克鲁、里夏·德·利松和一位神父。

这部故事诗最初由一些相互独立的小诗组成，其中明显地带有某些模仿英雄史诗的痕迹。后来这些诗逐渐演变发展，并形成了一个共同的主题：狐狸列那和狼叶森格仑之间的斗争。但是，直到法国现代学者吕西安·富莱将它们按情节顺序编为27个分支，即27组故事诗，才有了完整的体系。流传至今的全诗共有近4万行。

《列那狐的故事》“假托写的是动物世界的故事，实际上演的却是人类社会的活剧”。308故事中的动物都有一个适合其身份和性格特征并具有象征意义的名字。如雄狮叫诺勃勒（高贵、贵族），雌狮叫菲燕儿（骄傲），兔子叫柯阿尔（胆小者），老鼠名勃莱（秃子），狗熊名勃仑（棕色）等。这些飞禽走兽不仅会操人的语言，而且被赋予封建社会中人的基本社会属性。作品以此来形象地影射和展示当时社会各阶层的生存状况和相互关系，表现正在兴起的市民阶层同封建领主的斗争，对中世纪的封建制度予以尖锐的揭露和讽刺。例如，狮王诺勃勒是最高封建统治者，雄狼叶森格仑和狗熊勃仑等宫廷重臣构成封建统治阶层的中坚，而鸡、猫、乌鸦、麻雀等弱小动物则是广大的被压迫者。因此，作品中出现的是这些禽兽面目，勾勒的却是整个世纪的社会的巨幅画卷。

在自然界，人与动物最初的现实关系是类与类的物种关系。随着人类自身的进化，人与其他动物的关系就不再是单纯的不分主次的物种关系了。人类从自然中分离出来，动物逐渐成为人的对象，包括成为人类的审美对象。人与动物之间的这种审美化的精神关联由文学艺术表现出来，就出现了各种动物的象征化艺术表现。从历史上看，拟人化的动物形象很早就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在法国，早在列那狐故事诗产生之前，民间的口头文学中就已经出现了动物形象。这些动物形象并非仅仅是作为一种自然物进入作品，而是凝结着创作者们的思想感情、审美理想等等主体因素的艺术对象。马克·索利亚诺指出：“在史诗和民间故事的同时，也出现了这样一种文学，这种文学干脆把动物人化了。在讽刺诗里，在寓言里和在童话里，动物保持了它们的皮毛和羽毛以及某些简单的动物特性，按照人们从经验上的观察或从外表给予一种类乎人性的注释，譬如：驴愚蠢或单纯，狼瞎冲蛮闯，狐狸狡猾，孔雀瑰丽等等。然而由它们穿插起来的奇遇却基本上具有人性的意义。诗人是借助于动物来向人说话的。”309可以说，《列那狐的故事》正是这样一部极富寓意和象征性的杰作。寓意和象征使它超越了故事表层的趣味性，创造了一种更丰满而深刻的文学表达方式。正如有的研究者在谈到中世纪文学的寓意技巧时所指出的那样：“中世纪文学体裁中，最使现代人感到陌生的是他们的寓意技巧。寓意在一件艺术品里意为艺术家特意塞进一个附属的，或隐含的意义。这种意义通常由象征来传递，而这些象征可能很明显，也可能很隐晦。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隐含的意义比易于理解的表层含义更为重要，因为它通常表达了艺术家的目的、宗旨或者思想。”310

狐狸列那作为故事诗的头号角色，既绝对机灵、狡猾，又颇有些不讲道德、怯懦和追逐一己私利的可恶，但他仍不失为一个惹人喜爱的中心人物。在作品所展现的兽界中，列那狐所处的地位是十分微妙的：一方面，他必须与雄狮、雄狼和狗熊那样的最高统治者及大权贵进行周旋、斗争以便保存和发展自己；另一方面，他又要欺凌和残害比他自己弱小的无辜者。在这种种相互对立的错综复杂的群兽角逐中，作品展示了欺软怕硬、弱肉强食的社会现实图景和智慧战胜愚蠢、巧计打败蛮力、弱者降服强者的生存经验。特别是在列那狐和叶森格仑狼相互交锋、斗争的情节主线中，这一主题就表现得更充分，也更精彩了。

毋庸讳言，作为史前时期的一部儿童文学作品，《列那狐的故事》起初并不是为儿童而创作的。但是，这部人物形象生动、故事情节引人入胜的动物文学作品从它诞生的时候起就成了法国少年儿童极为喜爱的文学读物，被列入了儿童的书籍目录之中。没过多久，它又被翻译介绍到欧洲各国，对欧洲其他国家的文学产生影响。

作为民间的原初形态的列那狐故事诗，其整个体系十分庞杂，而且其中一些段落并不适宜于儿童。为此，近代以来法国和欧美一些国家的许多作家都曾把它删节改写成散文体的童话作品，并配上精美的插图，使之更适宜于少儿读者的阅读和欣赏。在法国，这些改写本中主要以保罗·富歇、雷奥波尔·肖沃、莫里斯·热雷富瓦、勒内·吉约和玛·阿希-季浩夫人等人的改写本为最好。1957年，我国的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由严大椿、胡毓寅根据季浩夫人的改写本译出的《列那狐的故事》。

散文体的改写本通常都撷取、保留了原作中最为精彩、有趣、文学价值也最高的段落。例如季浩夫人改写本中的《列那怎样偷吃鱼》《叶森格仑钓鳗鱼》《狮王诺勃勒的裁判》《列那又在宫中救了一次国王》等，都是流传极广、妇孺皆知的名篇。

在《列那怎样偷吃鱼》这则故事中，机智狡猾的狐狸列那登场亮相了。在一个寒冷灰暗的日子里，列那外出为妻儿和他自己寻找食物。正当他东张西望、有些失望的时候，大风把远处的一阵香味带了过来。原来，是一辆装满了一篓篓准备到附近城里出售的香喷喷的鲜鱼的车子正从远处驶来。列那灵机一动，赶紧“躺在大路当中，好像是刚刚暴死，身体柔弱无力，舌头拖在嘴外，眼睛闭着，完完全全装作死的样子”。鱼贩子们不知是诈，拎起列那扔进车里的鱼篓旁边准备进城去卖，还庆幸自己运气好。正当两个鱼贩得意开心的时候，列那却悄悄地在车上美美地吃了至少30条鲞鱼。作品接着有这样的描述：

可是，列那并不就此逃走，他还得利用这个机会呢。

他用牙齿咬了两下，另外一只鱼篓也给他打开了。这一篓里装的是鳗鱼。

他为家里的人着想，先尝尝它们好不好，不让老婆和孩子们吃得倒胃口，就吃了一条。

然后，他运用他惯使的技巧，拿了许多鳗鱼，像项链似的绕在脖子上，轻轻地溜到地面上。

他虽然巧妙地跳下货车，多少弄出了一点响声。那两个鱼贩子看着他逃走，还不知道就是那只死狐狸呢！他向他们嘲笑地喊道：

“好朋友，上帝保佑你们。那张狐皮要值6个苏哩，所以我保存起来啦。我给你们留下了一些好鱼。谢谢你们的鳗鱼！”

鱼贩听到这些话，才大吃一惊。

最后他们才弄清楚，原来列那用手段把他们玩弄了一下。

于是，他们停下车子，赶紧去追列那。尽管他们奔得上气不接下气，像去追一个小偷那样，可是列那跑得比他们更快。

不多的笔墨，不多的细节，而狐狸列那的机智、尖刻的特性却已经十分鲜明而传神地出现在读者的面前。这是极富个性和诱惑力的一个形象，而这则故事也成了揭示主人公性格特性的一个绝妙的起笔。在我国，这篇故事曾被改写成《围脖儿的故事》编入小学语文课文，给许许多多儿童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如果说列那偷鱼吃是出于生存的需要，表现了他智慧中聪明、机智的一面的话，那么，列那狐教叶森格仑狼钓鳗鱼的故事，则更多地揭示了他智慧中狡诈和富于攻击性的一面。在这则故事中，列那狐让叶森格仑把桶子拴在尾巴上，放入河中捕鱼，结果狼的尾巴被冰住了，还让人痛打了一顿，尾巴也被打脱了半截……叶森格仑虽然强悍凶狠，却敌不过列那狐的狡猾和狠毒，每每中了列那狐设下的圈套。而列那狐教叶森格仑狼钓鳗鱼的故事则“是狐狼斗争的一个精彩的序幕，狼的贪馋和愚蠢使狐狸施于狼的诡计得逞，为后面狼的可笑可悲命运及其结局埋下了伏笔”。311

《列那狐的故事》作为文学作品，其故事情节和人物个性的妙不可言是与其思想内容的深刻性、批判性密不可分的。这一特点集中体现在《狮王诺勃勒的裁判》《列那又在宫中救了一次国王》等几则故事中。

《狮王诺勃勒的裁判》是一则情节一波三折，极富于戏剧性的故事。列那四面出击，树敌太多，许多动物都到狮王诺勃勒那里告列那的状，而狮王却下不了决心把列那判处死刑。在这性命攸关的时刻，列那却毫无顾忌，为所欲为，终于激怒了狮王，使他下定了判处列那绞刑的决心。至此，人物的命运和情节的推进都充满了内在的紧张度和不确定性。正当列那准备上绞刑架的时候，他却表示要对狮王的御用祭司倍令神甫留下些遗言。他故意提高嗓门说要把所保管的宝藏留给孩子们使用，引起了狮王的留意和追问。列那不慌不忙地编造了一通弥天大谎，胡诌那些宝藏是他的父亲谋反，准备另立狗熊勃仑为王所需的金钱。他列那为了营救国王，把这些宝藏偷偷转移到了一个谁都不知晓的地方。他的父亲因为缺乏金钱，阴谋成了泡影，不久就死了，而狗熊、狼、猫、猪、獾等都是他父亲的同谋！一番胡言乱语，却使狮王深信不疑。于是，情节发展和人物命运发生了陡转：狮王为了得到那些子虚乌有的宝藏，决定赦免列那，并决定派雄羊倍令和兔子兰姆陪列那回去，以便把保全列那性命的黄金、珍珠、宝石等等多拿些回来。

在这里，列那狐身陷凶险的绝境却能从容不迫。他针对狮王贪得无厌的心理和本性，编造了一套谎话，不仅使自己化险为夷，转危为安，从绞刑架下捡回了一条命，而且以攻为守，将自己的对手巧妙地置于狮王的对立面，而把自己打扮成效忠狮王、暗中相救的功臣。狮王诺勃勒则既贪婪成性，又昏庸无能，不辨真伪，轻信谎言。他的忽此忽彼的荒唐判决不是出于对法律或事实的尊重，而是出于对财物的倾心和贪恋。正因如此，作品对社会黑暗和腐败的揭露、嘲讽和批判也就格外淋漓尽致、入木三分了。

但是，对于孩子们来说，他们欢天喜地地投入列那狐故事的艺术世界，首先不是因为这个世界多么深刻地揭示了现实世界的黑暗，或多么辛辣地嘲讽了现实人生的丑恶——对于列那狐故事诗的艺术品位和文学价值来说，这一切当然是绝对重要的，否则，《列那狐的故事》在文学史上将完全是另外一副模样了——孩子们喜欢列那狐和他的那些伙伴，首先是因为这个世界中有足以使他们一见倾心的人物和故事，有让他们开心和欢笑的幽默艺术智慧。

《列那狐的故事》中的许多动物形象都有着相当简约而明晰的性格内涵和个性特征。换句话说，这些动物形象是作为人类某种特定的特征或属性的符号而存在的。其符号形式与符号内容属性之间的关系是通过长期的人类经验的累积和民间创作的强化而逐渐约定俗成的。《列那狐的故事》中的许多动物都可视为人类某些品性或属性的象征和典型，如狐狸通常代表狡猾，狼代表贪婪，狮子代表霸权，狗熊代表愚笨，猫代表机灵，兔子代表胆小，等等。在这里，符号形式和符号内容之间的关系十分规约和对称，符号解析的清晰度相对较大，符号的意义处于一种单义状态。尽管按照现代的艺术理论和观念来看，符号形式和符号内容的关系过于规约和对称，“只能体现指示物所属的某一层意义，难以有多层次的审美超越”。312容格说：“一个符号，一旦达到能清晰地解析的程度，其魔力就会立即消失。因此，一个有效的或生动的符号，必定具有不可解释性。”313但是，《列那狐的故事》作为中古时期法国人审美经验和艺术创作的产物，其人物性格的程式化、类型化的特点，却恰好适应了抽象思维和理性能力尚不发达的儿童读者的接受特点。孩子们正是通过这些个性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认识了什么是狡诈、机灵和智慧，什么是虚伪、贪婪和愚蠢。

《列那狐的故事》吸引儿童的另一个绝招是它的看似简单实则精妙绝伦的故事编织。虽然故事性并不是构成任何儿童文学作品都必不可少的因素，但是，喜爱故事几乎是儿童读者与生俱来的阅读天性。因此，从艺术整体上说，故事性应该是构成儿童文学艺术个性和生存魅力的重要因素之一。这一点，我们从历代儿童对《列那狐的故事》的自发选择和由衷喜爱这一事实中也可看出。

所谓故事性，主要是指作品特别注重情节的构成和展开。曲折生动、环环相扣的故事情节，往往能造成峰回路转、引人入胜的阅读效果。对于儿童的阅读过程来说，这种效果实在是太重要了。《列那狐的故事》在艺术上十分讲究情节构思的生动性及曲折性和情节展开的相对完整性。整部故事以列那狐一生的经历作为情节框架的基本支撑，其中又具体分解为一个个具体生动的小故事。每则故事笔墨集中，故事发展不枝不蔓，人物对话、情节推进均十分简洁传神。而且，在一个精巧的叙事格局中，作品往往能够将过程叙述得有滋有味，容纳下一个不乏悬念、铺垫、渲染、一波三折、出人意料的故事。这一特点，在经过不断加工的改写本中体现得更为突出。以季浩夫人的改写本为例，可以说，除了开头、结尾交代性的段落外，几乎篇篇故事都不同程度地精彩诱人。

《列那狐的故事》之所以能够抓取儿童的心灵和阅读兴趣，还由于它通体所洋溢着的喜剧精神和幽默气息。可以说，正是这部动物童话的出现，才使法兰西民族的幽默天性挣脱了理性的束缚而得以蓬勃地展现，也使法兰西儿童的心灵获得了幽默艺术的滋润和调养。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在中世纪的法国，“宗教、战争和温文尔雅的爱情可不是开怀畅笑和冷颜讥笑的好伙伴。只有在出现了中产阶级阶层（城镇居民、商人和手工业工人等）的情况下，以拟人化的动物生活为主题的民间创作才能被人们接受（《列那狐的故事》）。许许多多这类动物童话可以看作我们今天的动画片的先驱……”314在《列那狐的故事》中，喜剧氛围和幽默艺术的构成主要借助了两种因素或手段，一是机智和智慧因素，二是与讽刺艺术相结合。

广义地说，幽默感整个就是一种智慧——喜剧智慧。“机智”就是这一智慧的代称。西语“wit”，一般译为“机智”，但人们也常把它意译为“诙谐”“玩笑”等等，这表明“机智”与幽默感的不解之缘。作为一种主体智能，机智因素广泛地存在于幽默的各种形式之中。在《列那狐的故事》中，机智、智慧（或智慧的缺乏）因素常常成为作品构思情节、组织矛盾、刻画人物的重要手段。例如《叶森格仑钓鳗鱼》《雄狼叶森格仑戏弄列那》《叶森格仑以为升天了》《列那又在宫中救了一次国王》等故事，都是以智慧或智慧的缺乏作为作品的情节动机或“文眼”，以灵动、多变的机巧之智（或其反面）引人发笑、令人叫绝。

幽默与讽刺艺术相结合，便构成了《列那狐的故事》中尖锐、辛辣的讽刺性幽默。

讽刺与幽默既有作为喜剧样式、品格的共通之处，又因美学情调和意味不同而各异其趣。例如，幽默反映了作家对客体所持的温和与宽厚的态度，而讽刺则与客体相对，采取了尖刻、辛辣的否定性态度；幽默是以“理性倒错”这一特殊的表现方法，即“内庄外谐”的形式表明作家的特殊意念和特殊态度，含蓄中带暗示，要求欣赏者经历意会、联想的思维过程，而讽刺的“寓庄于谐”呈现出尖锐、鲜明的判断色彩，令人对作家的初衷一目了然。在具体的作品中，幽默和讽刺往往同时运用，互相结合或彼此重合，表现出一种复合的意念、态度、方法和审美效果。在《列那狐的故事》中，讽刺意味因幽默而变得相对含蓄和有趣，幽默情调因讽刺而变得相对尖锐和辛辣。这种温婉适度的讽刺性幽默，对于儿童读者来说是十分适宜的。

法国当代文学家萨巴蒂埃曾经这样评论说：“《列那狐的故事》是一出‘由一百个（意指无数个——引者）不同的剧幕组成的’戏剧，是一部插曲型的长篇小说，是一部长篇连载作品，也是一组连环画，一部具有天才的新发现的作品……”315的确，《列那狐的故事》以其展示的浩大生活场景和丰富的社会人生内容，以其显露的美妙的艺术灵感和丰卓的艺术智慧及成就，成为史前时期法国儿童文学一座令人叹为观止的艺术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