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不为别人而活，就是不为自己而活。没有人将钱分给别人，却都分发自己的时间和生命。我们对时间、生命的挥霍之多远远超过我们挥霍的任何东西。

我的愿望是通过学习、思考，提高我这种无动于衷的特权，这种特权在我身上已有了进展，我赞成的东西少，因而学的东西也少，我视力清晰，但我的视线只停留在一些事物的表面上。我的理解力和应用能力都很迟钝。我尽可能把一切利用于我自身，在这个问题上，我要克制我的情感，并乐于左右我的感情。我也深知人的情感是要受人摆布的，我对它的支配远远比不上命运对它的支配。

就连我十分珍视的健康，都有可能不抱什么希望，当然疾病也并不是总在光顾身体。在憎恶痛苦和酷爱享乐之间本应适度，柏拉图曾为我们安排了一条介于两者之间的生活道路。我认为，人既要顺应他人，也要献身于自己。yipindushu.com

如果我能轻轻松松左右我的意愿，并使意愿适应这种左右，我是不会坚持抵制的。我太脆弱了，出于天性和习惯，激烈争论最终只利于我的敌人，争论的结局会使我的狂热变得不光彩，这样的争论和结局都将残酷地折磨我。

如果我像别人一样直接伤害人，内心绝无力量承受好管闲事者经历的惊恐和激动，我的灵魂就会因我内心的不安而崩溃。如果有时我被迫掌管某些外部事务，也不会是那种管到肺腑心肝与之混为一体，而只是照料。我绝不会热衷，我看着那些事，但绝不会盯住那些事不放。

我要去做的事情很多，我对纯属个人的日常事务兴趣很浓，当然不会再招揽外部的事。明白自己欠自己多少，自己该为自己效多少力的人，一生都不会清静，总是在忙碌。

人都在互相利用。

人必须珍惜自己心灵的自由，只有正当理由才能使我们利用这种自由，如果我们正确辨别事物，就会发现正当理由不多。那些习惯于受人支配的人，在哪里都可以抵押心灵的自由，无论大事小事，无论与己是否有关。哪里有困难，哪里有责任，他们都一律插手，这些人心里无事就难以生存。他们之所以走得如此之远，是因为他们不会自我控制，如石头坠地，只有掉到地上才会停止。有人认为，工作乃是精明和位高的标志，他们的思想只是在动中求静，有如儿童在摇篮中寻求安睡，他们对朋友热心殷勤，对自己却十分厌烦。

【米歇尔·德·蒙田】

没有人将钱分给别人，却都分发自己的时间和生命。我们对时间、生命的挥霍之多远远超过我们挥霍的任何东西。

波尔多市的朋友们选我出任他们的市长，我却远离法国，远离了这个想法，我借故推脱了。

过去我的父亲曾管理这个城市，人们都对他产生了友善的印象。童年时，我眼见父亲日益苍老，他在公众事务的纠缠中，心灵受到了痛苦的烦扰。他忘记了在担任公职以前，衰老曾使他长久依恋的家园。他对他的夫妻生活和自己的健康也掉以轻心，长年为公务作艰苦的旅行不能脱身，忽视自己的生命，甚至考虑以身殉职，那是因为他天生宽厚仁爱，再没有比他更慈善、更得人心的人了。

这种生活方式是值得赞扬的，但我个人并不愿效仿。父亲曾说人必须舍已为人，而个体无论如何也不能与总体相提并论。

那些规矩和箴言总希望改变我们，让我们放弃自己，以达到人人敬仰效果。圣贤都先入为主，认为我们都过分依恋自己，这种依恋又十分自然，因此他们订规矩讲箴言都要求人们不惜一切。圣贤不按事物的本来面目而按事物有利于什么来进行说教，这并没有什么高明之处。

我们都有同感，真理有时也会有妨碍人、对人不利、与人不相容的一面。我们需要欺骗别人从而达到不自欺的目的。这需要蒙住自己的眼睛，麻醉自己的理解力并改善自己的视力和智力。当他们命令我们超前于事物三度、四度、甚至五十度去爱时，他们是在模仿弓箭手的射击术——为了射击到位，弓箭手瞄准目标时总超过靶子很高。

人必须知道自己应当作什么，在自身生活的角色中，应当遵守他人和社会的惯例，并且以此在相关的范围内尽职尽责，为公众社会做出贡献。

不为别人而活，就是不为自己而活。我们的主要责任就是人人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正因如此，我们才相聚于这个世界。

如果有人不过正常人的生活，不洁身自好，却以为引导训练他人过这种生活便尽到了义务，那一定是愚蠢之人。同样，谁抛弃自己正常愉快的生活而去为别人效力，那么他也是不近人情之人。多少人日复一日前去为战争冒生命危险?多少人日复一日投入到胜负都不影响他们安眠的战役里?有的人身居家中，远离战争危险，甚至不敢正视这种危险，却比在战场流血卖命的士兵对战争的结果更感兴趣。

我曾做到参与公务但不舍弃自己的一分一毫，为别人效力但不剥夺自我。

激烈的渴望会妨碍人的行为，使我们对一些不顺心的事焦躁不安，对与我们打交道的人满腹狐疑。一个人受着事情的左右，便永远没有自由，也不可能办好事情。

判断力强的人处理事情必定轻松愉快。他装假让步，视情况需要任意推迟一切。他可以失误，但从不苦恼，从不悲伤，并做好全面准备从头再来。他在前进中永远掌握行动的自由。

在愿望强烈、专横、如醉如痴的人身上，可以看到许多不谨慎、不正确的表现。他强烈的渴望必定压倒一切——行动必然莽撞，如果运气不好，效果必然微乎其微。人生哲学要求：在为所受冒犯而惩处对方时需排解怒气。这并不是要削弱复仇，而是为了在复仇时更能击中要害，增加分量。愤怒不仅扰乱思想，还会自动使惩罚者疲乏不堪，愤怒之火会减弱并消耗力量。

【米歇尔·德·蒙田】

我有一位很善良的朋友，是某位王子的宫内侍从。他对主人的事过分热心和关切，健康问题因此受到影响。他的主人私下告诉我：“他把重大事务看成一般事务，一旦无法弥补时，又痛苦不已。对别的事也是这种态度。他让人准备必需品，他思维敏捷，命令快速，但命令之后他却坐等随后可能出现的不好局面。”

我曾亲眼目睹过他这种表现，他在处理重大的事务时，行动和面部表情漫不经心，从容不迫。我发现他在倒霉时比走运时更高尚更于练。他认为他的失败比胜利更光彩，哀伤比喜悦更值得自豪。

在徒劳而又毫无任何意义的行为中，在下棋、打网球以及类似的行为中，一旦陷入一发不可收拾的狂热贪欲中，思想就会出问题，出现杂乱无序局面。他会入迷，会自我抱怨。而对输赢处之泰然的人，随时都像在家里一样，就像赌徒越愿认输就越不热衷，赌起来就越有把握。让心灵承受太多，便会妨碍心灵理解并把握事物。有些事只须展现在心灵面前，有些事必须和心灵相连，还有些事需要和心灵水乳交融。心灵可以看到并感觉到一切事物，但它只能自己丰富自己。

自然规律告诉我们什么是我们真正需要的东西。圣贤告诉我们，没有人天生贫穷，人是否贫穷，依舆论而定。于是，便能巧妙区分什么是出于自然的欲望，什么是出于妄想的欲望。

能实现的欲望，就是自然的欲望。一直引诱我们往前走，使我们找不到尽头的欲望，便是妄想的欲望。

习惯是人的第二天性。凡是我习惯中缺少的东西，正是我本人缺少的东西。如果有人使我远离我长期习惯的生活，我宁愿他夺走我的生命。我们越扩大自己之所需与所有，就越受到命运的冲击而难于自拔。

我们欲望的自由度应被限制在最直接的范围以内，而且欲望不应按直线运动，直线的尽头在别处，它应绕圈运动。只有这样，欲望的两端才能相依，并在我们身上结束。

人们在社会上从事职业，都可以说是在演戏。 “全世界都在演戏。”我们应当像模像样地扮演自己的角色，应是模仿剧中人物的角色。不必将面具和外表当成实质，不必将外来的当作自己的。

我见过一些人，他们不仅在形体上而且在实质上都起了变化，有了新的面貌，变成了新的职务中的人。他们官气十足，常常把官气一路带进厕所。他们借官职拔高自己的灵魂，平实的言谈变成官员的夸夸其谈。

市长和蒙田永远是两回事。要成为律师或财政官员，就别低估这类职务中存在的欺诈行为。一个老实人，可以不是他职业中存在的道德败坏或蠢行的责任者，但他也不会因此而拒绝从事其职业，那是他家乡的习俗，因为有利可图。人类的生活必须适应社会，也要学会认识、利用社会。皇帝的见解应高于他的帝国，他应把帝国看作自身以外的次要事物，而他自己私下则应善于自省并与人推心置腹。

当愿望促使我站在某一边时，我的见解并不受任何强制性义务的影响。在当今的动乱中，我不因我个人的利益而否认敌手值得赞扬的优点，也不否认随从应被指责的品质。

一部优秀作品不会因为在我的诉讼里为对方辩护而失去光彩。除了辩论的症结，我坚持平等的态度。 “除战争需要，我从不记死仇。”我为此自满自足，我通常看到的与此相反的做法都站不住脚。“如果此人不能顺乎理智，那就让他沉湎于痛苦。”将愤怒和仇恨扩大到超过事情本身，这说明愤怒和仇恨的起因在别处，根源也很特殊。如果某人的溃疡痊愈了，但烧还没有退去，这说明发烧还有别的更隐蔽的原因。人们的愤怒和仇恨并非出于共同的原因，也不是所有的人和国家都受到了损害，而只是某些他们个人受到了折磨。这就不难看出这些人为什么格外义愤填膺，愤怒到不近情理的程度。

【米歇尔·德·蒙田】

我坚决拥护正确的党派，但我不愿意别人特意把我看作其他党派的敌人，并超过一般的情理。我们在谈论窃贼时难道就不敢说他的腿长得美?如果她是妓女，难道她就应该是臭虫?在比当今更明智的年代，难道大家曾取消昔日授予宗教和公众自由的维护者马尔库斯·曼利乌斯的崇高头衔“卡皮托利努斯”?是否因为他后来追求君主专制有损于国家法律，便压制大家纪念他的慷慨大方、赫赫战功和他因德高望重而获得的奖励?如果人们恨一位律师，第二天他们就会认为这位律师呆头呆脑。

热心曾驱使一些好人犯类似的错误。对待凶险事故也是这样。他们希望每个人拿主意时都盲目愚蠢，希望说服别人判断事物时别符合实际而只符合他们凭意愿作出的设想。我更容易犯另一个极端的错误，因为我很害怕我的愿望引诱我。

在我年少时，曾亲见百姓轻率得出奇，随便任人操纵自己的信念和希望以取悦领袖并为领袖所用，不再计较领袖对他们犯下的大量错误，不再考虑自己的理想和梦想。

我再也不奇怪为什么阿波罗尼乌斯的虚伪能欺骗那些人，那些人的见识和理解力全部被压得让位给了狂热。他们的辨别力除了用于他们的利益和加强他们事业之外再无别的作用。我在那些狂热党派中首先成立的一派里察觉到了这一点。另一派在其后诞生，与前一派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一桩错误过去，舆论便顺风互相推挤着往前赶，像汹涌波涛一般。如果有人持异议，或步调不一，这些人就不再是这个团体中的人。

不必狂热追逐感情和利益。年轻时我曾压制爱情过快发展，我认为，万一爱情使我不能自主，我会感到不快乐。无论处于何种情况，只要我的心意过分热切，我都会对我倾心的事反其道而行之，权当这份心意正沉浸酒中昏昏欲醉。

看待事物肤浅的人，总把少受害视为是幸运。这是貌似健康的精神麻风病，其表面健康竟使哲学也难以蔑视。凡需要深度认识的不利事件，凡需要衡量和品尝偶然损失的严重性的人，最好巧施手段以避免引起一些损失。戈蒂尤斯国王便是这样的。他慷慨买下别人推荐给他的漂亮的餐具，但因餐具格外易碎，他一买过来便立即亲手将其打碎，以消除向仆人发怒的机会。

我也主动避免让我的事务与别人发生冲突，不希望我的亲人和朋友接近我的财产，否则会因此产生许多纠纷。从前，我喜爱牌和骰子之类的风险游戏，如今不玩了，因为我输了时无论装出多好的脸色，内心仍感到不痛快。一个老实人，遇到不如意的事，会从内心产生害怕。但不要把做蠢事作为对自己损失的报偿和安慰，最好不要去与人发生冲突。

多一点轻松，少一点勉强。多一点自然，少一点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