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声和荣誉是一对孪生兄弟，一位终有一死，而另一位将永远不朽。名声是不朽的，荣誉是短暂的。名声与荣誉是相对的，人们不必去谋取荣誉，就像它不存在一样，因为要保持它是很难的。

我这里说的是严格意义上的名声，有的名声是朝生暮死、极其短暂的。荣誉仅仅与期望人们在同样的环境里表现出来的品质有关，而名声只关涉到任何人都无法要求的一些品质。任何了解我们的人都会知道我们的荣誉，而名声传到哪里，那里的人们就会预先了解我们。所有的人都可以要求荣誉，但却不能要求名声，即使可以也须依靠非凡的成就。这些成就包含立功和立言两类，对于名声来说只有这两条途径是敞开的。在立功这条途径上，主要需要的是伟大的心灵，在立亚瑟·叔本华言这条途径上，则需要杰出的才智。两条途径各有利弊，主要差别在于立功是转瞬即逝的，而立言却是不朽的。就立功来说，能够保持下来的只是记忆，而这一切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日益淡薄、模糊，最后被完全忘却，除非历史又使得旧事重提，使往事历历在目，乃至成为永恒的记忆，传给子孙后代。而著作本身就是不朽的，一旦创作出来，便会获得永恒的生命力。我们谈到亚历山大大帝，只不过是一个名称和史料而已，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荷马、贺拉斯则是活生生的，他们在今天仍然和在他们那个时代一样对人类产生影响。

立功还有一个不足之处，就是依赖于可能发生的机遇。因此，立功所赢得的名声并不完全来自功业的内在价值，还根源于一些碰巧使其身价百倍并使其披上光彩外衣的条件。立功赢得的名声，如果属于个人，就要取决于少数人的几个证据的证明，这些证据并不都会出现，即使出现，也不都有公正的观察者。立功具有实践特性的优势，所以一般人都能理解。一旦事实得到了正确的报道，人们就会得到公正的待遇。但报道在多数情况下都有夸大其词的倾向，如果我们不能适当地了解任何功名，并离开立功者的行为动机，事实的价值就很难得到正确的理解。yipindushu.com

立言则不然，著作产生出来并不始于偶然的机遇，而是主要取决于作者。以作者的本质和目的来说，无论他是什么人，只要活着，就能保持一致。要恰当地鉴别一部巨作并不容易，著作的名声越大，就越难评价。一部巨作常常得不到诚实或公正的评价，但它们的名声并不仅取决于某一次评价，它们可以通过其他的评价来建立自己的名声。功业流传给后人的只有一种记忆，而且只是以传统的方式，而伟大的著作传给后人的却是它们自身，只有那些对它们的偏见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而且只有经过漫长的岁月，人们才能真正评价这些作品。独特的作品往往会引发特殊的评价，这样的评价还会不断地进行，而把它们综合起来就会形成对作品的深刻理解。尽管有时要经过几百年才能形成这种理解，但无论时间如何流逝，对作品的正确评判都不会因此而被推翻。

作者活着时是否能看到自己声名远扬，这要看机遇，通常作品越高尚，越重要，他们看到的机会就越少。塞涅卡有一句格言精妙绝伦： “名声追求功勋如影随形，有时在前，有时在后。”他还评论说： “虽然普遍的沉默表明了同时代人们的妒忌，但仍会有人不带偏见地来评价作品。”

从这些话中我们可以发现，在塞涅卡活着的那个时代，就有那么一些流氓无赖精于压制有价值的东西，恶毒地无视它们的存在，并将优秀的作品藏匿起来，以便让低俗的作品流行于市。在今天，还有人时常以缄默来表示嫉妒，而且还被看作是高超的技巧。

一般说来，一个人的名声越持久，这名声便来得越迟。杰出的作品都需要时间来磨炼，这流芳于世的名声恰如栎树，成长得十分缓慢；而那些盛极一时的名声，就像一岁一枯荣的草木，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如昙花一现。原因在于一个人越是为后人所拥戴，就越容易为他的同时代的人所不容，他之所以写作不是为了写给他们看，而只是把他们作为整个人类的一部分而书写，在他的作品中没有丝毫引起注意的令人熟悉的地方色彩。

人们欣赏在短暂的时间里经历丰富多彩的人，喜欢具有时代气息的人，喜欢那些属于同一时代、生于斯而死于斯的人。所以文学艺术史告诉我们，人类心灵最高成就的取得，一般来说，从一开始就不是顺利的，直到它们引起了天才们的注意，才可能摆脱默默无闻的窘况，由于伟大的理智赋予它们权威，并受到天才们的影响，它们才赢亚瑟·叔本华得了它们所应有的地位。

如果有人寻找其中的奥秘，他将会发现，人们最终能够真正理解和欣赏的事物，其实仅仅是一些本质上和他自身相同的事物。迟钝的人喜欢迟钝的东西，普通人喜欢寻常的事物，观念混杂的人对混乱的思想感兴趣，愚蠢的事物会引起没有头脑的人的注意。最优秀的人会喜爱他自己的作品，因为在他的作品中完全体现了他自己的性格。

记忆力惊人的埃庇卡摩斯说： “如果有人孤芳自赏，我们决不会惊奇，我们认为那是完全正常的。对狗来说，世上最好的东西就是它们狗，牛认为最好的东西是牛，驴认为最好的东西是驴，猪认为是猪。”要推动一件轻微的东西，使用强健有力的手段往往适得其反。因为不费力，也不拿它自己作为冲击的工具，它就会很快落空。伟大而高尚的思想、天才的杰作，一旦只有那些卑微、邪恶、堕落的心灵来欣赏，就会成为令聪明人悲哀的事情。约瑟的儿子耶稣宣称： “对一个愚人讲故事，就像对一个昏睡者说话一样，你把故事说完了。他会问你，说的是什么呀?”哈姆莱特同样说： “在愚人的耳中，不正当的话语可以使你入睡。”歌德也说过类似的话：“最蠢者的耳朵嘲笑最聪明人的语言。”不过我们不应该由于人们愚昧而泄气，因为将石头抛进沼泽是没有回响的。利希腾贝格问： “如果头和书碰撞时，发出空洞的声音，那书还是一本书吗?”他又说， “这样的著作就像一面镜子，如果一头蠢驴照镜子，就不可能从里面看到圣徒。”我们还应当牢记老盖勒特精彩而令人感动的悼词：“最好的礼物很少有人欣赏，而大多数人把邪恶误认为善良。没有什么能防止这日复一日颠倒黑白的过错，这就像瘟疫一样，无可医治。”由于理智的无能，再加上一些在任何地方都能发挥作用的人性的卑劣，人们采取了妒忌的形式，就像歌德说的那样，理智低下的人无法认识和欣赏本来就存在的善。

人所赢得的新名声，使他重又出人头地，而他的同伙却变得卑微了。一切显著的功劳都是以牺牲没有功劳的人为代价的。无论是杰出的功绩，还是平庸的功绩，无论大多数的普通人采取什么样的形式，他们都会联合起来反对功绩，密谋策划抵抗，甚至压倒功绩。这个联盟的口令是打倒功绩。就连那些已经取得某些成就、享受着某些名声的人也不喜欢赢得新声誉的人，因为新声誉会使他们的名声相形见绌。歌德说： “如果我们的生活必须靠别人的恩赐，我们就不能再活下去。人们都希望自己是举足轻重的人物，都乐于藐视他人的存在。”

当然，荣誉总能得到美好的赞赏，它不会受到妒忌的诋毁，如果找不到充分的证据说明一个人并不拥有荣誉，他就会被认为是有荣誉的人。尽管人们妒忌名声，却又必须建立名声。我们可以随时和他人分享荣誉，而名声则遭受侵犯，人们越接近它，它便变得越不可企及。阅读某种著作的人数越多，这本著作赢得的名声就越大。所以学术专著的作者，和那些仅仅为了给读者提供消遣的作家相比较，知名度要小得多，而哲学家要想做一名知名的作家就更难了，因为哲学家的著作旨在求得一些模糊不清的结论。从功利的观点看，这是完全无用的。那些自身在这个领域耕耘的人，才对哲学著作感兴趣。

从赢得名声的艰难程度看，那些并不是出于对他们专业的热爱，也不是因为在研究中得到愉悦，而是因为野心勃勃而勤奋努力的人，很少给人类留下不朽的作品。那些追求善良和纯真事物的人，一定会避免邪恶的东西，时刻反对群氓们的意见，甚至蔑视他们和他们的罪魁祸首。这句话很精当： “追求名声的人名声回避他，回避名声的人亚瑟·叔本华名声追求他。”

赢得名声虽然很难，但一旦得到，要保持它却易如反掌。名声与荣誉是相对的，每个人都可被认为是有荣誉的，人们不必去谋取荣誉，就像没有一样，而要保持它却难。仅仅一件拙劣的行为，就可以使荣誉毁于一旦。

名副其实的名声决不会消失，原因在于获取名声的功绩或著作是不可磨灭的。名声属于名声的创造者，尽管他没有重新做什么与这名声相配的事情。名声消失了，只能证明这种名声是虚假的。这种名声的获得是由于对他的作品作了过高的评价，这不是黑格尔享有的那一类名声。其实，名声只是与他人比较而言的一个人的品质，是相对的，它只有间接的价值。一旦其他人成为名人，自己的名声就会变淡。只有在任何情况下都拥有的东西才有绝对的价值，我是指一个人最直接的和在他身上最有意义的东西。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才会构成我们的幸福。

人们尊敬的不是名声，而是使人名扬四海的东西，这是真正的本质。名声仅仅是一种偶然的事物，它主要是作为一种外在的标志影响个人，能使人更加坚定他的自我评价。如果没有遇到反射物体我们就看不见光线，天才也只有名声远扬时才能得到确认。但名声并不能代表功勋，因为没有功勋也能得到名声，就像莱辛所说： “有人得到了名声但并不相配，有人应当名声卓著却又没有。”

仰仗别人的思想来确定生活的价值是可悲的。如果人生的价值仅在于名声，英雄和天才的人生就会被认为都是为自己而活，人生的目的主要是他自己。如果他在这方面别无所长，在其他方面也不会有所长。别人对他的生活方式所形成的观念是次要的，派生的，最终只能间接地对他产生影响。

对幸福来说，依靠别人的头脑是一种不幸，靠别人的头脑也许会得到一种幻想的幸福，而得不到真正的幸福。从人类的幸福观来看，名声仅是投合那些贪恋傲慢与空虚之人口味的稀有而精美的佳肴，这种贪欲虽被小心地隐藏起来，却毫无节制地存在于人们身上。也许这在那些不惜代价使自己扬名显威的人身上反映得最为明显，这样的人在走运前，必须寻找变化多端的时机，让他们自己的价值接受检验，并让其他人明白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在此之前，他们都会有生不逢时的感觉。

不合理的价值是建立在他人评价的基础上的，这与真正的价值不相称。霍布斯对这个问题有深刻的看法，他的观点是正确的。他写道： “当我们和别人相比更优秀时，就会油然而生精神的愉悦和某种心醉神迷的欣慰。我们很容易理解总是和名声联系在一起的价值，就像损失了的东西那样，只要我们有丝毫想得到的念头，就会感到这种牺牲品的价值。”为什么空虚的人总是喋喋不休地谈论荣誉并对它有绝对的信仰，把它看作伟大行为和不朽作品的刺激物?名声扮演的角色只是其次，仅仅是一种回声和反应，就像一个影子或一个标记。不论怎样，引起敬佩的必定比敬佩本身更有价值。事实上，使个人幸福的并不是名声，而是带给他名声的东西。更确切地说，是带给他名声的气质及能力。一个人天生最好的方面，对他自己是很重要的，而存在于其他人脑中对此的看法，只能以次要的方式影响他。应当得到名声而没有名声的人拥有幸福的重要因素是，他可以从别人的缺陷中得到宽慰。使我们产生妒忌的，不是由那些无能的群氓和昏头涨脑的人认为的伟大之人，而是那些真正伟大的人，他们的幸福并不在于后人如何传颂他们，而在于他们创造的有价值的思想被人们珍藏起来，在千百年后才得到后人研究。

【亚瑟·叔本华】

如果有人这样做了，他就拥有了不可被剥夺的东西，不像名声那样有赖于他人。如果一个人的主要目的是要得到别人的称赞，他就没什么值得赞美。虚名正是这样，他得到名声，但他不配这名声。享有名声的人把名声当作他的生命，但他没有赢得名声的坚实基础，名声只是这种基础的外在可见的标志。虚名一定会使这个人对自己不满，虽然这种假象能产生自爱，但一旦到了从未达到的高峰，就会令他头昏目眩，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冒名的顶替者。他随时害怕被人发现，害怕有价值的东西成为泡影，他会在聪明人的脸上看到后世对他的辱骂，就像那些靠伪造遗嘱获得财产的人看到的一样。

名副其实的名声—-死后才来临的名声，是伟大之人不会亲自领受的。但他是幸福的人，他的幸福就在于他拥有使他赢得真正名声的品质，只要机会允许，他就会发扬这些品质。为了专心于所喜爱的研究，他必须要随时进行研究活动，这是唯一需要花费精力才能取得桂冠的工作。

伟大的心灵或健全的理智能使人幸福。只要理智在我们作品上打上深深的烙印，在未来的世纪，理智就会受到赞扬。那使人幸福的思想将流芳百世，无数代心灵高尚的人将会络绎不绝地研究他的思想。使值得赞赏的作品在作者活着时就得到名声，只是侥幸的事情，而且并不重要，因为一般人并没有鉴赏力，也意识不到创作一部伟大作品的艰难。人们总是受权威的摆弄，在他们那里，名声被弄得泛滥成灾了。如果一个聪明人活着时就闻名遐迩，他是不会很在乎这名声的，因为这仅仅是一些声音的回响。

如果音乐家知道他的听众全是聋子，并且见到有一两个人欢呼便立刻鼓起掌来，他还会为听众热烈的掌声而高兴激动吗?如果他知道这两个人是因受贿而为最蹩脚的演奏者高声喝彩后，又会有怎样的想法呢?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生前的赞美很少成就不朽的名声。达朗贝对著名的文学家有一句很妙的评语，他说： “在文学这座殿堂里，住着一些伟大的死者，他们活着时毫无地位；还住着一些活人，但随着死神的降临，他们立刻被赶了出去。”我认为，为活人立碑就等于表明后人不会相信他。世人所见的大多数肖像画表现的都是取得了巨大名声的人物，且画家们都把他们画得满头花发，明显是在他们成名以后才画的。如果是一位活着的哲学家，就更是这样。从幸福主义者的观点看，这是很恰当的。对于一个注定要死的人来说，既年轻又出名，那就太过分了。生活好比一门不好做的生意，越宝贵的东西就愈厉行节约。在青年年代，青春本身就可以提供所有满足。如果人老朽了，生活的快乐和消遣就像秋天的落叶一样一去不复返了，而那时，名声才像冬青一样开始萌芽。所以，名声就像整个夏季都在成长而只是到圣诞节才能享用的水果，倘使老人想到在年轻时已把全部的活力都灌注到至今仍然年轻的著作中去了，就再也没有更能让他宽慰的事了。

我认为，从广义上说，杰出的理性在于形成理论，即对某些事实进行重新组合。这些事实可能千差万别，但如果它们容易认识，就属于我们日常经验的范围之内，因使它们理论化而赢得的名声，意义就越重大。如物理学、动物学、植物学、解剖学，或对古代作家的残篇的研究，这是历史上的疑难点，要赢得这种名声就要勘正各种材料。但那些研究者并没有这样的名声，只有少数人从事这样的工作，而大多数人则过着闲散的生活，他们对那些名声卓著的人心怀妒忌。

【亚瑟·叔本华】

人皆耳熟能详的事实，如人类心灵或人类心智的基本特点，几乎所有人都具有，但针对的对象不同。我们会看到自然的力量在不断发生作用，那么传播说明这些现象的理论而得到的名声就会及时传遍整个文明社会，因为既然这样的事实能为人们所理解，这种理论也会被一般人理解。但名声传播的范围取决于所克服的困难，这些事实越为人们所熟知，形成新颖而正确的理论就越难。这些事实常常盘踞在很多人的头脑里，所以要说出从未有过的理论太难了。

不容易被人接受的事实，只有经过大量艰苦卓绝的奋斗才能为人所知。这样的事实几乎可以进行重新组合并形成新的理论。如果将健全的理解力和判断力运用到这些事实中，就能轻而易举地得到关于这些事实的新颖而正确的理论。但知道这些事实的人并没有这样的名声，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因为为了了解这些事实，需要进行大量艰苦的工作，所以能懂得其价值的人少之又少。

认为自己有健全的理智和判断力却又不是天才的人，并不害怕艰苦的研究工作。他们只有依靠勤奋努力，才能超越群氓。群氓也经常看到这些事实，但在他们看来这些都是孤立的，须通过艰苦的学习，才能理解。在某一高深的领域，竞争对手少，只要有节制力，人就能找到机会，发现既新颖又真实的理论，而发现的价值，部分取决于他面临的事实的难度。但来自于具有专业知识的同行的赞扬声，对遥远的大众来说却很微弱。如果深究这类名声，就会明白，毋须形成自己的理论，只要接触到那些艰难的事实，就能奠定这种名声的基础。旅行于遥远国度的人，单是靠见闻，而不需仰仗思想就能建立名声。这类名声的最大长处在于，讲述自己的所见所闻，比表明思想容易得多。人们容易理解的是描述而不是观念，阅读描绘性的书比阅读思想性强的书要容易些。所以，阿士莫斯说： “只有远赴他乡，漂洋过海，才有故事可带回来讲。”和著名的旅行家交往，常会想起贺拉斯的一句话： “新景象并不一定意味着新思想。”

一个人如果发现自己有很强的精神力量，就应去解决最艰深的问题。如关系到整个自然和人类的问题。他将会把对这种问题的研究深入到所有领域，而不会在一些岔道上迷失太远，也不易进入一些鲜为人知的领域。他不会用毕生的精力来研究特殊的知识或谈论细枝末节的问题。他不必为逃避成群的竞争对手而陷入艰深难寻的问题，普通人则可为他提供足够的材料，以形成严肃而有力的新理论。他的努力会得到实事求是的人的称赞，因为他们熟悉他谈论的问题。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研究物理学、化学、解剖学、矿物学、动物学、语言学、历史学的学者，与研究人生的学者，如诗人和哲学家，是多么的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