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6月，我大学毕业，没有工作。7月，我搬到华盛顿，开始了大学毕业后的生活。到了8月，我找到并开始了我的第一份工作。从在大学礼堂拿到毕业证，到在华盛顿特区市中心拥有一张自己的办公桌，我用了不到60天的时间。而且我并没有把这60天全部花在找工作上，很多时候我都在打包搬家，还在一家书店打过散工，以便在求职期间养活自己。

尽管我更愿意相信是自己的优秀和好胜，让我很快就在大学毕业后找到一份工作，但其实更合理的原因是时机。读了本书前面的内容，你应该不会再对此感到奇怪。我的毕业赶上了好年景。1986年，美国正在从一场严重的经济衰退中恢复。当年全美失业率为7%，虽然听上去并不怎么样，但和1982—1983年近10%的失业率相比，已经出现了大幅下降。这意味着和几年前进入就业市场相比，在1986年找工作要更容易。这并不复杂：就算不懂经济学，你也能理解在失业率为7%时找工作比在失业率为10%时的机会更多。然而，幸运地在经济相对繁荣时期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这件事的好处远远超出找到第一份工作本身。要理解这件事，只懂一点经济学还不够，你必须是一个相当不错的经济学家才行。

丽莎•卡恩（Lisa Kahn）是一位优秀的经济学家，主要研究像我这样在20世纪80年代从大学毕业的白人男性。全美青年纵向调查（National Longitudinal Survey of Youth）每年都会选一些美国年轻人作为样本，问他们一些关于教育、健康和就业的问题。在耶鲁管理学院任教的卡恩收集了这些调查数据，从中选择了1979年至1989年间从大学毕业的白人男性，研究了其后20年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

卡恩有个重大发现：这些人开始第一份工作的时间，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之后的方向和成就。那些在经济不景气时进入就业市场的人，比在经济强劲时开始工作的人赚得少。而且这种劣势并不会消失，它会持续伴随这些人长达20年之久。

卡恩写道：“在经济不景气时大学毕业，对工资产生了长期的负面影响。”在一个经济低迷期开始工作的倒霉毕业生，与我这样在经济形势向好时毕业的学生相比，进入社会后的收入要少得多，而且往往需要20年的时间才能赶上。平均而言，即使在工作15年之后，那些在失业率高的年份毕业的人，收入仍然比那些在失业率低的年份毕业的人少了2.5%。在经济形势差异比较极端的案例中，两个群体的工资差异可达20%，这样的差异不仅仅存在于大学刚毕业时，而是会持续到一个人接近40岁时。考虑上通货膨胀因素，在经济低迷时毕业给一个人造成的总成本平均约为10万美元。时机不能决定一切，但它让你损失了6位数的财富。

起点再一次引发了一系列很难抑止的连锁反应。一个人一生的工资增长很大部分都发生在职业生涯的头十年，如果他一开始的薪水相对较高，那么整条收入曲线就会向上平移。但这只是第一个优势。获得更多收入的最佳方式是将拥有的特殊技能与雇主的特殊需求相匹配，而这很少发生在一个人的第一份工作上。因此，人们为了实现这样的匹配而辞职换工作，通常是每隔几年换一次。事实上，在职业生涯初期提高薪水的最快途径之一就是经常更换工作。但是，如果经济不景气，换工作就会很困难，企业也不招人。这意味着在经济低迷时期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往往会在与自己技能不匹配的工作上停留更久。他们用跳槽来找到一份更适合自己的工作并不容易，涨工资也就需要等上更长时间。卡恩在就业市场上所发现的，是研究混沌和复杂性的理论家早就知道的：在任何动态系统中，初始条件对该系统内的成员之后的经历会产生巨大影响。

其他经济学家也发现，起点对人们的生活有着强大而无形的影响。加拿大一项研究发现，“经济衰退对毕业生造成的成本是实实在在的，并且不公平”。不幸运的毕业生会遭受持续10年的收入下降，技能最不熟练的工人受到的影响最大。伤口最终会痊愈，但会留下疤痕。2017年的一项研究发现，管理者职业生涯初期的经济状况对他们是否能成为CEO有着持久的影响。在经济衰退中毕业很难找到第一份工作，这使得有抱负的管理者很可能低就于小企业，而不是大型上市公司，这意味着他们选择了更低的起点。那些在经济衰退期间开始工作的人确实能成为CEO，只不过是在小公司，而且比那些在经济繁荣时期毕业的同行赚得少。研究发现，经济衰退时期的毕业生管理风格也相对保守，或许也可以归因于低起点。

一项针对斯坦福大学MBA学生的研究发现，这些学生毕业时的股票市场形势会决定他们一生的收入。这里有3个逻辑。首先，学生在牛市期毕业后在华尔街找到工作的可能性更大。相比之下，熊市期相当一部分毕业生会选择去做咨询，或去创业，或去非营利机构。其次，原来就在华尔街工作的人更可能继续留在华尔街工作。最后，投资银行家和其他金融业人士的收入一般会超过其他领域的人。因此，一个人如果在牛市期毕业后进入投资银行工作，收入将比他在熊市期毕业因而从事华尔街之外的工作多150万美元到500万美元。

如果股票市场大跌，也仅仅是让这些MBA精英从高盛和摩根士丹利去了麦肯锡和贝恩，薪水也仅仅是从高得离谱变成不那么离谱，也没什么好担心的。但起点效应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远比这个让人担忧，那些在2007—2010年经济衰退期间开始就业的人士的早期数据尤其不乐观。卡恩和耶鲁大学的两位同事发现，2010年和2011年毕业的学生所遭受的负面影响，“是用过去模式进行预期的程度的两倍”。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根据这些早期指标提醒人们，“在劳动力市场复苏乏力的时候开始工作，可能会对工资造成永久性的负面影响”。

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如果你今天的工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开始工作时的失业率而不是当前的失业率，那么单靠正确开始和重新开始这两个策略是没办法解决的。单靠我们自己不能解决问题，就像学校的上课时间一样，要求每个人都在经济健康时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不是简单说说就能做到的。我们也不可能鼓励每个人在他们生日之后第二天去找一份新工作，以便从落后的起点迎头赶上。在这样的问题上，我们必须一起开始。前人的两个聪明的解决方案可以作为借鉴。

多年来，美国的教学医院都面临着所谓的“7月效应”。每年7月，一批新的医学院校毕业生都会开始自己的医生职业生涯。尽管这些人在教室之外几乎没有任何实际经验，但教学医院经常分配他们相当多的医疗任务。这是这些新医生获得真正手艺的途径。这种方法唯一的缺点是，患者会经常变成这种在职培训的受害者。7月份是最不平静的一个月。在英国是8月，称呼也更加夸张，英国医生称新医生开始工作的这段期间为“8月杀人季”。例如，一项针对美国25年里死亡证明书的研究发现，“在有教学医院的州，致命性用药失误率在7月会突然高出10%。相反，没有教学医院的州，没有出现7月份的失误率高峰”。对教学医院的其他研究发现，在7月和8月做手术的患者，相对于在4月和5月接受手术的，出现手术事故的概率增加了18%，在手术中死亡的概率增加了41%。

然而，过去10年来，医学院正在努力解决这一问题。他们没有将犯错误看成是初学者不可避免的个人问题，而是将其变成一个可以依靠集体来解决的问题。今天，像密歇根大学医学院这样的医院，新医生们都是作为某个团队的成员来开展自己的工作，这个团队中包括经验丰富的护士、医生和其他专业人士。通过一起开始，这类医院已经大大减轻了“7月效应”的严重程度。

再来看看低收入社区年轻母亲所生的婴儿，对这些孩子而言，人生的起点常常是非常糟糕的。但是，一个有效的解决办法是确保母亲和孩子不必独自去面对这样的起点。20世纪70年代，美国发起了全国性“护士-家庭合作计划”（Nurse-Family Partnership），定期派遣护士探访这些年轻妈妈，帮助她们让孩子有一个更好的起点。目前实行这项计划的美国800个城市，在严格的外部评估下都产生了可喜的成果。护士访问降低了婴儿死亡率，抑制了不良行为和养育问题，并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家庭对食品券和其他社会福利计划的依赖。这项计划还促进了儿童的健康和学习，提高了母乳喂养率和疫苗接种率，并增加了母亲找到并保持有偿工作的机会。许多欧洲国家将这种访问视为政策事务。不管是出于道义（这样的计划拯救了生命），还是经济考虑（长期来看这样的计划为政府节省了金钱），基本的原则是一致的：不再要求弱势群体靠自己来谋生，而是通过一起开始来使所有人的情况得到改善。

我们可以运用类似的原则来解决人们因为在经济不景气时开始工作而遭受的低收入问题。我们不能说：“哦，那是你时运不济，我们也没有办法。”相反，我们应该认识到，如果太多人挣得太少或生计艰难，就会影响到所有人。比如，买我们东西的人越来越少，就业机会减少也会推高税收，等等。对于政府和大学来说，可以建立和失业率相关联的学生贷款减免计划。如果失业率达到7.5%，就减免新毕业生一部分贷款。而当失业率高于一定程度，大学或政府就拿出一部分资金付给职业顾问，帮助新毕业生应对就业困境。这和政府部署工程兵去灾区救灾是一个道理。

我们的目标是，让大家认识到不那么急迫的“何时”问题与急迫的“是什么”问题同样重要，也该得到同样的集体性解决方案。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知道起点的重要性。现在，时间科学表明，起点的作用远比我们所意识到的更大。起点效应又深又远，会伴随我们一直到终点。

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在生活中遇到挑战，不管是减肥、提高孩子学习成绩，还是确保同胞们不会陷入经济不景气的境地，都需要从“何时”和“是什么”两个维度出发来应对。在时机科学的帮助下，我们可以将学业和工作置于更好的起点之上。了解我们的思维如何与时间相结合，可以帮助我们利用时间地标从错误的起点调整方向，创造新的起点。了解到不好的起点可能会造成非常不公和持久的恶果，将会激励我们更多地和别人一起开始。

对“何时”和“是什么”问题给予同样的重视，不会治愈所有的弊病，却是一个好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