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业务遍及全球的企业来说,中产阶级的年轻化和快速增长丰富了整体市场的多样性,同时也导致了各细分市场的不稳定性。以中国为例,目前年收入为3000美元的人,其收入在未来三四年间很可能涨到6000美元,完全可以负担得起去加拿大和美国旅游。此外,国家间的人才流动在很多地区已很常见,从而进一步提高了市场细分的复杂性。这就要求,跨国公司必须充分了解各个细分市场的独特需求,然后再根据各自需求,为各细分市场设计产品及服务。原先那种在现有产品基础上稍加修改,即推向不同细分市场的方式,已不再适用。此外,及时把握推广和分销渠道的快速变化也十分重要。企业还必须对次一级细分市场做出精准定位,例如,某细分市场中不同种族、不同宗教的小群体,这些群体在价值观及消费偏好方面,很可能截然不同。因此,深入了解各地人口结构及未来发展趋势将是决定企业成败的关键。
尽管人们关注的重点是中产阶级的发展壮大,但这不是全球范围内的唯一变化,收入分配的两极化趋势也将更为明显。以绝对值来看,位于社会顶层的大型企业高管以及超级富裕人群的收益肯定会越来越高,他们对高端奢侈品的需求,无论是服装、家居及置业,还是豪车、游艇及飞机,也必然会越来越大,这一趋势不可阻挡。
与此相对的另一极,很多公司正在致力于为新兴市场开发廉价商品。这种“节约型创新”不仅能提高当地居民的购买力,促进中产阶级增长,还能在贫困人群中打开市场。例如,联合利华和宝洁公司为进入印度贫困农村市场,推出了价格低廉的洗涤剂。再如,塔塔化工研发的Swach净水器也是为了同样的目的。这种净水器能有效过滤稻壳,提供安全用水,五口之家的月均费用仅为30卢比,不到1美元。
政府出马竞争资源 消费者规模激增、需求总量大涨已导致全球资源,包括食物、水、燃料和矿产,日趋紧张。技术创新和资本投资通常能扭转供需失衡的问题,但不一定总能跟得上突飞猛进的经济发展。需求增长幅度大、速度快,但供应端无论是扩大生产规模还是寻找替代方式都存在显著的滞后性,因此给稳定的资源保障带来了新的不安定因素。某些政府为保障国内经济发展的资源出口限制,以及某些大型供应商依托其垄断地位推行的价格操纵,使关键资源供需失衡更加恶化。这个问题抑制了某些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加剧了某些国家间紧张的贸易关系,也阻碍了企业长期及短期战略目标的达成。面对这种情况,企业领导人必须进一步提升思考能力,尤其是正确分析、准确判断,政府干预甚至强力控制对市场自身发展因素的影响。 中国政府的政策取向,对全球资源供需状况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尽管近期经济增速有所放缓,但中国规模庞大的市场需求以及政府长远规划的政策要求,都导致了中国对各种资源的巨大需求。中国需要原油,因此在签订供应合同的基础上,还会直接买断原油资源。中国需要进口大量食物,因此会在海外购置农田及肥料自主种植,以保障供应。为保障未来从非洲进口重要资源,如钴等,中国还把大批工人派到那里援建铁路港口等基础设施。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及长远规划能力,中国在获取资源方面有很大优势。 当中国是资源供应方时,政府政策的风吹草动,也会极大地震撼整个行业。中国占全球稀土产量的95%,于2010年开始了对稀土矿石及成品出口的严格限制,导致许多依赖中国稀土的国外企业陷入了激烈的资源争夺战。当时其他稀土供应商开始大力扩产,而且还有些企业开始积极寻求稀土资源的替代品。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严重的供需失衡,但中国政策的巨大影响仍不能完全消除。2012年3月,尽管当时因全球经济复苏,稀土价格已有所回落,但美国、日本及欧盟三方仍然不满中国对稀土出口的配额及关税政策,先后向世贸组织提出上诉。无论世贸组织如何裁定,中国政府无疑在这场稀土博弈中牢牢占据着主动。即便世贸组织最终能促成中国政府放弃配额限制,即使其他稀土供应商也在竞相加大对已知储备的开采,但从稀土需求企业的角度,这样的供需失衡状况很可能长期存在。 除了政府干预,处于垄断或寡头垄断地位的资源供应商更是加剧了供需失衡的严重程度。它们的规模越来越大,实力越来越强,因此影响也越来越显著。自20世纪初,三家铁矿石供应商,淡水河谷、力拓以及必和必拓,大力推进行业整合,通过大量的兼并收购,迅速扩大了产能和规模,逐步形成了三家企业寡头垄断的行业格局。竞争者越少,垄断地位越强,企业的定价权就越高。2008年,由于铁矿石供不应求,三大巨头开始转向短期合同,价格先是每季度调整,后来甚至变成每月调整,这种供应的不确定性严重影响了铁矿石需求方的采购计划。2010年3月,三大巨头同时提价,涨幅高达80%。欧洲汽车制造业顿时压力倍增,有些行业组织开始向位于布鲁塞尔的欧盟寻求帮助,因为这三大巨头凭借其在全球铁矿石市场上70%的份额,获得了明显的寡头定价权。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这样说,“它们这种难以捉摸且变动巨大的定价政策,使欧洲制造业深受其害,竞争力大幅下降。汽车行业也不能幸免”。 对于依赖不稳定资源的行业来说,资源短缺时的价格暴涨,不仅会使行业受损,而且会影响到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解决这样的供需矛盾,取决于双方谈判以及相对实力的大小。资源价格暴涨,导致全球财富迅速转移到资源丰富的国家,加速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反过来又提高了当地对资源的需求。这样的大幅波动,对关键能源的供需双方都影响深远。 此外,巨大的成本压力迫使企业不断削减库存,即使明知此举会影响供应链的稳定性。这使得任何关键零部件的供给问题都能触发全行业的生产危机。正如Alix咨询公司董事总经理约翰•霍夫克所说的那样,“由于成本巨大,任何企业都不愿预留空闲产能以备不时之需”。2012年春,汽车行业就遇到了这种情况。汽车燃料和制动系统需要一种特殊树脂,由于其供应商在德国马尔的工厂发生爆炸事故,导致这个全球最大的生产基地被迫停产,产量锐减,使全行业陷入了困境。企业高管都知道,由于缺少库存,供应链稳定性不足,任一环节出现的供应短缺都可能导致整条生产线被迫停产,这对利润微薄的行业来说无疑是个灾难。当时全球汽车制造商和供应商赶忙在底特律召开紧急会议,共同商讨对策。之后,各家企业都加快了零配件认证流程,使得树脂替代品能够更快地用于生产。此举成功化解了这场危机,但从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即高度依赖单一供给的潜在风险,仍需引起高度重视。 在印度,一系列特殊原因导致了煤炭供应严重短缺。煤炭资源对印度经济极为重要:全国一半以上的发电量以及绝大多数铝产量都得依靠煤。因此,印度煤炭需求量的12%由进口满足,在进口煤炭中,70%都来自印尼。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煤炭资源带来的经济效益,印尼政府于2009年颁布了新的规定:金属产品生产商必须在当地精炼矿石,其产品才能出口;跨国矿产公司在开采10年后,必须把印尼分公司51%的股权转让给当地企业。此外,2012年,印尼政府还开始对煤炭出口征收25%的出口税。 印度政府试图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但谈判很快陷入了僵局。除了外患,还有内忧。由于印度政府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妥协,如何分配煤炭资源也成了普遍存在的问题。结果当地很多铝业及钢铁企业不得不停产数天或数周,危害极为严重。例如,胸怀大志的优秀企业力求提升经营效率,达到世界一流水平的战略目标化成了泡影;债务负担沉重的企业,则被迫为融资增发新股,从而稀释了股东价值。有些私营企业试图自力更生获得煤炭资源,但它们大都不具备必要的实力。更雪上加霜的是,它们在五年前制定扩张战略时,根本没有考虑到这一点。 世界各地的企业都在通过收购关键资源的生产环节,保证供给。几十年来,垂直整合都不为市场看好,因为这种大而全的企业,往往不如专注某一环节的企业生产效率高。但现在,由于能有效防范关键资源供给风险,垂直整合日渐流行起来。例如,北欧化工公司,这家资产规模高达90亿美元的欧洲石化公司,为了确保原油供应,与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合作,帮助双方在亚太地区共同发展。完整案例介绍请见。再如,世界上最大的钢铁公司安赛乐米塔尔,其创始人米塔尔生于印度,在印尼创业,现公司总部设在卢森堡。该公司为了确保铁矿石供应,已经涉足矿石开采行业。这个战略赌注十分昂贵,因为矿石开采与金属冶炼都是靠规模取胜,是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的行业。一家我熟知的印度电力公司,因煤炭供应无法保证,取消了新建电厂的计划;而另一家电力公司则恰恰相反,不仅大力兴建电厂,还在澳大利亚收购煤矿,保证充足的煤炭供应。正如GE前掌门人杰克•韦尔奇所说:“你必须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否则别人就会把你控制在手中。” 技术和人才是企业的无形资源,是价值创造和竞争优势的真正来源,这正是各公司努力争取的重点。印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每年印度工科毕业生有近40万人,其中最优秀的12.5万被五大IT巨头瓜分,即印孚瑟斯(Infosys)、塔塔咨询服务、威普罗、萨蒂扬(Satyam)和高知特(Cognizant)。这些公司给他们提供丰厚的薪水、良好的内部培养规划,还有一些必要的生活保障,如员工食堂。相对较小的软件企业会吸纳约10万人。因此,印度制造业及其他行业就陷入了人才短缺。人才短缺引发了工资上涨,印度软件工程师,尤其是经验丰富的专业人才,每年薪资都能上涨10%~15%。人才争夺战已跨越行业和地域界限,例如,南非、印尼、巴西及澳大利亚的矿业公司,会以比印度公司高三倍的薪水吸引印度工科毕业生。很多公司试图通过良好的工作环境、光明的职业前途,增强自身吸引力,但无论怎样努力,挑战依然存在。 在亚洲、中东和北非,水资源短缺越来越严重。随着人们消费能力增强,饮食要求也越来越高。像鸡肉和牛肉这样富含蛋白质的食物日益受到青睐,但高蛋白食品的生产比粮食种植耗水量高得多。例如,中国某些地方因过度开采及人为污染,水资源供应缺口越来越大。喜马拉雅山冰川融化产生的水资源,经雅鲁藏布江和恒河流经中国、尼泊尔、孟加拉和印度。恒河带来的水资源,约2/3用于印度北部的农业灌溉,印度全国农产品大都产于这里,因此印度担心中国在雅鲁藏布江修建了大坝,会导致流经印度的水量大大减少。此外,受到类似影响的还有其他一些较小的国家,如越南、柬埔寨以及东盟其他国家。它们会携手反抗吗?当企业领导人探究外部环境变化时,应该充分考虑上述情景发生的可能性,提前采取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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