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企业营收达几十亿,是行业最大的几家企业之一。它所处的行业季节性挺强,一到旺季,供应商产能不足,是个老问题。老总说,现在滴滴打车很流行,为什么不用滴滴打车的方式,在旺季的时候出较高的价格,吸引供应商合作呢?我告诉他,如果你是小公司,滴滴打车的方式或许可行,但现在是大公司了,滴滴打车往往没法解决你的问题。
试想想,早晨8点,上班高峰期,你走在深圳的大街上,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与周围千百个路人一样,你赶忙躲到街边,开始滴滴打车。假定这时候在合理的距离内(比如5公里)有1000辆出租车,现在有1500人在滴滴打车,你就知道,不管大家愿意出多少钱,注定有500人打不到车。为什么?总体产能不足,供应没法有效满足需求;等供应终于能够满足需求时,比如别的车从老远跑过来,雨也停了,你的黄花菜也凉了。
作为行业最大的几个企业,你对供方市场的产能占用率很高,季节性的产能需求就像下雨天大家都想打车,单纯依靠市场机制来管理供应商产能就会失灵。这时候,大家不但比金元,而且比拳头,对供应商威逼利诱。不过现实是,你的主要竞争对手的钱不比你少,拳头也不比你小,你很难把它们占掉的产能拿到。你的金元和拳头只能对付那些小竞争对手。你可以加价,但因为产能缺口太大,供应商即使把小客户的业务都放弃了,还是满足不了你的需求。
2008年金融危机来的前几年,国际铁矿石市场就面临这样的问题。因为中国的需求大增,全球铁矿石供不应求,中国钢厂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愤青看来,这是人家在欺负我们,或者归罪于一些政府官员的腐败。其实从供应商管理来看,这是对短期导向、不作为的供应商关系的报复。我们主要是借助市场,或者说依据本能来管理供应商,缺乏供应商层面的战略。作为大公司,这是不作为的表现,最终为自己的不作为买单。相比而言,国外的主要竞争对手,比如日本钢厂受的影响就小多了,这得益于它们相对长期、稳定的供应商关系。日本钢厂甚至参股到一些矿山,通过一系列的作为来确保供应。 这就是说,当你成为一个行业的几个老大时,就不能仅靠市场机制来管供应商——你不能光靠市场机制来分配现有的资源,你得确保创造足够的产能和资源。市场是只无形的手,也有失灵的时候,尤其是在短期需求和供应严重不匹配的时候。滴滴打车是个分配机制,不是创造机制。创造机制需要长时间。一旦没有创造出来,供给严重不能满足需求时,仅靠分配机制没法解决问题。分配和创造是两个不同层次。分配相当于渔猎,在创造上是不作为;创造则如农牧,在管理的精细度上更上一层。作为大公司,至少在特定地域或行业,你就是市场,或者说市场的相当一部分,所以得有主动作为。采取不作为的市场行为,最后受害的是你。 成熟的大企业理解这点,在供应商管理上更加倾向于有所作为。比如在半导体设备行业,总部在硅谷的应用材料一直是行业老大。对于全球寻源,他们在十几年前就全面展开了。这意味着大量的资源投入,因为开发低成本区的供应商,让他们达到全球顶尖企业的要求,可不是件容易的事。等开发得差不多了,其他小的竞争对手就一拥而上,坐享其成,采用这些同样的供应商。那对应用材料来说,这是不是很亏?表面上是,但他们没有别的选择:他们规模最大、资源最多,如果他们不愿投入,谁会? 这就如在动物世界,狮子的力量最大,它们不去放翻野牛,谁还有能力?当然一旦狮子猎杀了野牛,鬣狗就会钻出来,抢一点骨头吃,就跟小公司占大公司的便宜一样。但不要忘了,狮子吃的是肉,是最主要的获利者;鬣狗啃的是骨头,不过是塞点牙缝罢了。作为狮子,你不能因为鬣狗占便宜就不去猎杀野牛。市场机制在这里意味着投机取巧,但投机取巧只能是鬣狗的特权;作为市场的主导者,狮子没法投机取巧——除了有所作为,它们别无选择。 那么怎么才算有所作为呢?让我们继续拿供应商产能管理为例说明。我在北美半导体设备行业多年,这个行业周期性非常明显,几年好几年差,几个月内需求变动上下30%很正常。当行业开始复苏时,供应商的产能爬坡是个大问题。作为行业里最大的几个客户,我的老东家认识到,不能简单地依靠“滴滴打车”来分配供应商有限的产能;他们得像狮子放翻野牛一样创造产能,确保供应商准备足够的产能。 一个做法就是及早给供应商预测,并持续滚动修正,帮助供应商规划产能,而不像有些公司在预测上采取不作为:提供预测意味着风险,万一预测错了可怎么办?不知这些企业是否想过,供应链的产能计划是长周期任务,一定得由预测驱动。如果它们不做预测,那就只能靠供应商做;而供应商离需求源更远,预测的准确度更低,能备对产能的概率只能更低。这就如狮子搏杀野牛一样:尽管风险很大,比如被野牛顶伤,但狮子最具备能力做好这事,所以就应该冒这样的风险来做这事,而不能指望鬣狗。在供应链中,链主企业处于主导地位,就跟狮子一样,要勇于承担自己应该承担的风险,有所作为。 预测给了供应商,以及关键的二级甚至三级供应商后,公司每周会召开例会,评审关键供应商的产能,围绕瓶颈产能制订改进方案;供应商业务经理定期、不定期访问供应商,落实产能爬坡计划。管理过供应商的人都知道,供应商什么都好谈,就是钱难谈:产能爬坡需要供应商雇人,买设备,是个花钱的事,供应商有顾虑。你有顾虑,那好,都提出来,然后能说服的说服,必要的时候甚至压服。怀菩萨心肠,行霹雳手段。再不行就找他们的老板,或者让我们的老板找他们的老板。对于瓶颈供应商,实在没办法,买断或部分买断产能也是选择。比如我们就给有的供应商买设备,规定这设备100%得用于我们的产品,苹果也多有类似做法。手段很多,唯有一样不允许,那就是不作为。供应商阳奉阴违,供应商管理人员把头埋在沙子里:所有的预测都是错的,希望这次也是虚惊一场,这都是不赦之罪。 这后面都有大量的细节来落实,比如详细的产能分析,供应瓶颈确认,差距关闭计划以及情景分析:需求预测再飙升10%、20%、30%怎么办,50%呢?很多跨国企业有庞大的采购管理部门,以及技术力量雄厚的供应商开发职能,比如供应商工程师,采取“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有作为之举:在商务层面督促供应商改进,在技术层面帮助供应商改进。比如苹果,那些全球供应经理和技术人员都快把深圳、成都、郑州当成家了,就是督促、帮助供应商,逐个解决产品开发和产能爬坡中的诸多问题。苹果的产品就如时尚消费品,需求变动如此之大,如果没有采购和供应链的有作为,后果简直是不可想象。 没法逃避,并不是说没有可能更换供应商;只是说如果要更换,也尽量等下一代产品。现有的产品已经开始生产了,更换供应商就如给飞驰的火车换轮子,转换成本高昂,往往得不偿失。强大如苹果者,虽说都与三星对簿公堂了,还不得不在iPhone 4、iPhone 5等产品上继续使用三星的芯片,直到iPhone 6才导入台积电,整个转换过程前后达几年的时间。在此期间,两个老对头,该干啥的还得干啥。大公司之间的关系就如大国政治,得讲策略,短期内维持现状往往是最为理性的选择。 如果说轻选择、重淘汰是宽进严出,不足取的话,重选择、轻淘汰就是严进宽出。对大企业来说,重选择、轻淘汰是遵循严格的供应商选择流程,选到最合适的供应商后,供应商还是不能满足要求,企业会迎难而上,与供应商一道解决问题。解决问题主要有两种方式:督促和帮助。督促好理解,帮助则否:不是说供应商是他们领域的专家,还要我们帮助改进什么呢?其实未必,尤其是那些规模小、管理粗放的供应商,当技术升级换代时,不管是质量、技术还是产能爬坡,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超出自身能够解决的能力,需要采购方帮助解决。丰田、本田等日本企业早就认识到这点,比如本田就有专门的供应商开发部门,帮助供应商改进生产、质量和优化设计。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北美企业也意识到了这点,表现在对供应商工程师职能的加强,把原来以质量检验为主的职能,提高到以工艺技术改善、生产流程优化、质量系统提高为主的供应商开发职能。 或许有人会说,既然是大公司了,要规模有规模,要资源有资源,小公司无力做的供应商开发(帮助供应商改进),大公司终于有实力做了,是不是在供应商选择上就可以轻率,反正不行就帮助供应商改进呗?其实正好相反。当企业做大后,因为逃避不再是解决方案,所以“首发命中率”就很重要,即在新产品开发阶段就一次性选对供应商。这就如动物世界的狮群,尽管是动物世界力量最强的捕猎集团,但面对猎物,比如成群的水牛,还是要花很长的时间,选择最合适的那头下手。而且越是有经验的狮子,越是花时间选择合适的猎取对象。因为狮群禁不住折腾,一击不中,对狮群的能量消耗很大。即便如此,狮群捕食的成功率据说也只有25%。那些刚出道的小狮子,愣头愣脑地见猎物就追,一无所获就不难理解了。 不光是狮子,有经验的捕猎者都是如此。在漫长的物竞天择中,动物世界认识到“重选择、轻逃避”的重要性,那就是下手前一定要仔细选择好对象,一旦进入捕猎程序,则一定要盯住一个猎物,致命一击,捕捉到手。英语里有句谚语,说要measure twice,cut once(量两下,剪一下),而不是measure once,cut twice(量一下,剪两下)。可惜的是,这虽是常识,但我们的企业急于求成,习惯于“量一下,剪两下”,还美其名曰“摸着石头过河”,结果是欲速则不达。 供应商选择重要,并不是说要忽视供应商开发,而是要在选择的基础上开发,即选择最好、最合适的,如果供应商还达不到要求,就启动供应商开发流程,督促、帮助供应商改进。在这里,大公司一定要认识到:作为行业的领头羊,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这是因为大公司在技术、质量上的要求往往最高,在供应商达不到要求的情况下,如果要保持领先地位,或者获得先发优势,大公司就得考虑供应商开发,提高供应商的水平。 长期以来,本土企业习惯于做跟随者,困难问题大都是由那些跨国大企业来解决,我们模仿跟进,“坐享其成”,然后通过成本优势胜出。但现在做大了,自己成了领头羊,就不得不承担更多的领袖角色,这包括做那些看上去很“笨”的事,比如培育供应商群,解决行业的一些根本问题,逃避政策显然行不通。在这方面,本土企业还普遍处于起步阶段,成熟度与其规模不成比例,就如我们作为一个经济大国,在国际上的政治影响却远不能与经济影响相比一样。 供应商开发的风险是给跟随者“空手套白狼”的机会,但如果措施得当,这种风险是可以规避的,或者至少是可以控制的。比如当年丰田汽车刚到北美时,北美的一些供应商不能满足丰田的质量要求,丰田就帮助这些供应商改进,但同时规定,如果供应商要用学到的东西服务别的客户,必须给丰田进一步的降本。这是个三赢的解决方案:丰田得到成本优势,供应商获得更多的生意,竞争对手(例如通用)获得比原来更好的产品。其背后实际上是花竞争对手的钱来为丰田节支。供应商跟丰田的竞争对手做生意,把赚到的钱部分作为节支回馈给丰田。苹果投资一些供应商,买断其产能一段时间,其后如果供应商要给竞争对手供货,则给苹果进一步的降本,其实也是同样的做法。不管是丰田还是苹果,作为各自领域的“狮子”,知难而进,积极主导供应商关系,获得先发优势是它们的共同特点。这也正是今天我们的一些大型本土企业所欠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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