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儒家常常谈及人与动物的区别，叫做人禽之辨。例如孔子曾谈到“鸟兽不可与同群”（《论语•微子》），孟子曾谈及“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孟子•离娄下》），荀子则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荀子•王制》）人与草木禽兽的区别在于人有“义”，“义”的存在和内容，不只是依托于人的生命和思想意识，还取决于社会关系。义德反映了人的主体道德精神，也体现了社会的客观伦理秩序，义德的主体性和社会性决定了义德是人禽之别的依据。

一方面，义德离不开道德主体的自觉。“义”作为中华传统道德的德目，是建立在古代圣贤对道德生活自觉认识基础上的，并通过个体的道德认知才能践行的。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喻”就是主观自主自觉的道德选择，是人主体精神的反映，而动物缺乏这种自主自觉的意识。孟子也说：“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尽心上》）“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义”是由人内在的羞耻之心所发端，是人内在的道德精神。儒家都强调从内在心性角度提升义德修养，也说明了义德的主体性特征。

另一方面，义德是社会广泛认同的道德法则，是一种社会客观的伦理精神，也是维持社会秩序的必备条件。最早的“义”常指处理家族血缘外部关系的原则，而“仁”则是处理家族血缘内部关系的原则，所以有“仁内义外”之说。孟子否定了“义”源于外部的说法，但没有否认义德是社会交往的普遍性。墨子突出了义德的社会性和普遍性，要求义德的践行“不辨贫富、贵贱、远迩、亲疏，贤者举而上之，不肖者抑而废之”（《墨子•尚贤中》），在全社会中普遍地按照义德标准处理人间关系，实现社会的平等秩序。yipindushu.com

总之，义德是作为主体的人的理性自觉与社会交往的必然，是内外交融的产物，是区分人禽之别的依据。

仁义都是发自人心所固有的善端，义德是在仁德基础上提出的实践性准则。孟子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孟子•告子上》）仁为灵魂安宁的居所，义为人生处世的正路，但心灵发生的顺序是居仁由义，先怀有仁心，后践行道义，义是依据仁而展示出来的道德品质。如果说“仁”是一个原点，“义”则是从这个原点往外发散出来的各种线条，这些线条既要依据仁的理念，同时又要参照外界情况或曲或直。“仁义”就是道德理念的普遍性与道德实践的现实性统一。反过来，也只有把仁德与义德结合起来，用义德辅助仁德，依据具体情况采取最适宜的义德原则，才能排除某些表面符合仁德，其实掩盖深层仁德的行为。因此，仁德是最高的道德理念和原则，义德是使行动与情境达到最适宜的实践性和正当性原则。

仁是内隐的，义是外显的。如果说仁德是普遍的道德理念和道德追求，那么义德就是践行仁德时因时、因事、因人制宜，是同特定情境相宜的仁德选择。义德意味着在复杂的道德问题中，对多个“善”或“爱”进行价值选择和实践取舍。孔子的仁是爱的理念，义是爱的准则。爱的理念是纯粹的，爱就是爱。但爱的准则是有分别的，对象、范围、程度都有讲究，都要最适宜、最恰当。孔子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论语•里仁》）君子的行为没有既定的模式，无可无不可，但会坚持根据具体情境选择最适当的行为方式——即义德原则。正因为没有行为上僵死的教条，所以“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上》，“以义变应，知当曲直故也。诗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此言君子以义屈信变应故也”（《荀子•不苟》）。只有最适宜的那条路线或行为方式，才真正体现仁德根本精神，从而具有正当性。

“义”包含了天下公义、民族大义、社会道义等语义，义德因而具有评判社会价值的功能，是衡量是非善恶的标准。孟子认为“义”来源于对社会行为和现象的羞恶情感，而这种“义”的原初情感每个人身上是普遍同然的，“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孟子•告子上》）。因而义德是起始于个人，又通行于社会的普遍准则。

就天下公义而言，义德是衡量社会善恶与行为对错的标准；就民族大义而言，义德是权衡大是大非与责任义务的标尺。中国早就有天下公义、大同世界的理念，如：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就是为了天下公利，而舍一己私情。商汤灭桀，周武伐纣，是为了实现一种公平和秩序，追求一种社会正义。孔子要求“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为天下人谋求利益和福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礼记•礼运》），更直接是天下大公信念的诉求。墨子忧国忧民，利济苍生，奔命于“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墨子•非命上》）。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屈原的《离骚》“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范仲淹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张载的《西铭》“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顾炎武的呐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乃至侠义之士，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些都是以天下苍生为念，把利济苍生看作是社会之正义。在这种社会正义面前，是非与善恶具有超越性和确定性，为中国历代所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