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璋听说刘备率军来援，亲自到涪城相迎。张松与法正、庞统商议，要刘备在宴席中杀刘璋，蜀地唾手可得。刘备则坚持刘璋既为同宗，又诚心相待，不同意如此。庞统再三相劝，刘备还是以“初入蜀中，恩信未立，此事决不可行”为由，坚决不依。但是，法正和庞统认为机不可失，叫魏延登堂舞剑，要伺机杀刘璋。刘备大惊，喝令即刻停止。刘璋归寨后，还是不相信众将的劝说而相信刘备，忽闻张鲁来犯葭萌关，于是请刘备前往拒敌。哪里知道刘备到了葭萌关，并不进兵打张鲁，却广施恩惠，以收民心，这才引起刘璋的怀疑，从此对他严加提防。

纯粹从军事的立场来看，刘备酒席间杀刘璋，可以省去不少事情。然而，如此一来，刘备便和曹操没有什么区别。何况刘璋一死，刘备的信用丧失，蜀地人士必然奋力抵抗。刘备不接受徐州，反而得到荆州。如今面对刘璋，同样是同宗兄弟，当然依样画葫芦，以期获得更好的成果。刘璋如果对刘备深信不疑，刘备不论仁义是真是假，都不方便翻脸。刘璋对刘备生疑，使刘备毁书发怒，先取涪城然后攻取成都，且看似合情合理。庞统的计策，属于先急后缓，杀刘璋很快，要取蜀土却会很缓慢，而且会陷刘备于不义。

领导力箴言

北宋政治家司马光说：“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保国。”

中国是个文明古国、礼仪之邦，历来重视诚实守信的道德修养。“诚信”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源远流长。打开历史长册，关于诚实守信的记载信手拈来。《春秋左氏传》里就有“君子之言，信而有征”这样的表述。管子曾言：“诚信者，天下之结也。”意思是说讲诚信，是天下行为准则的关键。《周易》言“人之所助者，信也”；明朝冯梦龙《东周列国志》有言“信者，国之宝也，民之所凭也”。可见，诚信在古人心目中的位置多么重要，古代的圣贤哲人一直把诚信作为一项崇高的美德加以颂扬。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许诺和重诺的传统。而言必信，行必果，不论是对一个人，还是对一个国家，都是至关重要的。在三国中，刘备的方式是先仁至义尽，再翻脸无情，是先缓后急。下决心取涪城，要经过一段时间。但是接下去的进展，应该比较顺利。凡事缓急、先后、轻重，只在一念之间。作出决定的时候，谁也料想不到后果如何，所以还是以仁义、信用为重比较务实。

正心安人，成为团队的核心

领导实行管理是需要感情的，以心交心的领导策略看起来更加人性化，也更有利于团队上下精诚团结，同心协力。当然更重要的是，这样做可以更好地树立自己作为领导的管理威信——只要自己一声令下，身边的人就绝无二话地贯彻执行。这真的是一门很高超的管理艺术，只要领导时常怀有一颗重义守信之心，就必然可以成为众人心服口服的核心人物。

桃园结义：志同道合团队稳

刘备自我介绍：“我本汉室宗亲。”张飞自称“颇有资财”，关羽又刚好“逃难江湖”。他们心中有一种默契，要联合起来，干出一番大事。果然皇天不负苦心人，桃园三结义发挥了很大作用。

刘备字玄德，幼年丧父，和母亲相依为命。家境清寒，以编织草席、贩卖草鞋为生。由于祖先是汉景帝的儿子中山靖王刘胜，刘备常觉得自己有破贼安民、维护汉室的责任。因此热衷于结交天下义士，并不太专心读书。

他很会看人。看到关羽和张飞的武艺高强，心想若是具有共同的理想，密切合作，应当能够发挥更大的力量，干出一番大事，于是与他们结拜为异姓兄弟。

刘备先认识张飞，张飞有一些资财，可以拿出来招募乡勇，而且志同道合，愿意同举大事。关羽原本是外地人，因为在家乡杀了恶霸，逃难在外，才和刘备、张飞认识。三人愈谈愈投机，既然有意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民百姓，当然要结拜为兄弟，发誓齐心一致。他们都愿意跟着刘备这位大哥干出一番大事业。

我们奉劝各位，少动这种脑筋为妙。当今社会，各种组织已经相当繁多而且周密，用不着这种方式。万一找错了对象，怎么办？朋友之间，可以采取谨慎的态度，逐渐加深彼此的认识，拉近彼此的距离，但是结拜这种事情，最好能够避免，以策安全。特别是现代社会，变动性很大，谁也料不到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多交一些朋友，少动结拜的脑筋，应该是良好的态度。

当然，刘备会这样做，有其特殊原因，分述如下。

刘备为皇族后代，从小存有做皇帝的梦想。可惜幼年丧父，家境贫穷，到了28岁，仍然以贩卖草席为生。幸好他15岁时，便开始游学，在汉末名臣卢植处学习。刘备既有伟大的抱负，又有识人的能力，看到关羽、张飞这样的人才，当然不肯轻易放过。虽然刘备当时没有什么名位，却也隐约可以看出领袖人物的风度。所以，抓住良好机会，刘备一开口便获得两人的回应。

刘备待人诚恳，聪明机警，十分受人欢迎，以他这种人中英雄，来号召关羽和张飞，成功率很高。因为关羽最喜欢读《春秋》，是一位富有正义感的豪侠。而张飞声若巨钟，很喜欢以武会友。三位都是了不起的人物，彼此的能量和频率都十分相近。当时桃园中花开正盛，社会又有聚合人才的需要。刘备看出天时、地利、人和三种条件俱全，自然提出结义的呼吁。

但是，正因为这是十分特殊的事例，所以流传至今，仍然为人津津乐道。如果自古以来的异姓结拜兄弟都很有成就，恐怕大家也不致如此重视刘、关、张结义了。“义”这个字，说起来容易，真正做起来，非常不简单。并不是一时兴起，便可以随便结义的。

领导力箴言

企业的规模再大，也不过是少数人的结合。行政组织再庞大，真正可以左右大局的，只有那极少数的首脑人物。要求合理应变，其实只有一个十分简单的要诀，可以说放诸世界而皆准，突破时空的限制，那就是我们常说的：亲贤臣而远小人。也就是自古流传迄今，代代都被一再重复强调的：亲贤远佞。

诸葛亮对后主刘禅的建议，在《出师表》上说得十分清楚：“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

志同道合，是组织的首要条件。乌合之众，就算看起来黑压压一大堆人头，也只是各怀鬼胎，各有不同的利害标准，稍有风吹草动，即如鸟兽散去，并不算是组织。

组织文化，便是组织成员赖以结合聚集的“道”所表现出来的某些独特的品质。各种组织，各有不同的道。所以同道，并不限定于正道。邪道结合，同样是志同道合，却显然与正道相背。

这里所说的道，当然专指正道而言。什么叫作正道？就是一切依天理，凭良心所走出来的途径，所做出来的决策以及所坚持贯彻出来的成果。

千人诺诺不如一人谔谔，人多未必意见就好。流行的道不一定是正道，而传统更不代表故旧得必须丢弃。可见民主只是政界人士的一种口号，企业管理民主化则多是嘴上说说、实际上行不通的东西。

创业之初，以志同道合的少数人为伙伴。组织扩大之际，以组织文化来吸引闻风而来的同道。这样的组织，必能欣欣向荣，不断茁壮成长。

志同道合的积极表现，在于能够委曲求全地达成一致的协议，找出合理的应变措施。

刘备、关羽和张飞桃园三结义是最好的组织形态。三人共同塑造组织文化，这才吸引赵云、黄忠等人才乐于投入。这些志同道合的人创造了蜀国。创造出当时的大变局，则是这些志同道合的人士，适时合理应变，所缔造的丰硕果实。

但是，从三顾茅庐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三结义的兄弟对同一事件的看法也有相当大的分歧。在刘备心目中，诸葛亮是安天下的奇才，而在关羽心中，诸葛亮不过徒有虚名，张飞更把诸葛亮看成一般村夫。员工不了解干部的心思，干部不明白老板的想法，乃是常见的事实。

管理需要伦理的配合，在这种情况下，显得格外分明。刘备适时制止两位弟弟的无理，合理地应变，顺利地完成不寻常的求才举动。

组织内有人能够拍板定案，才有决策之可言。若是纷纷扰扰，七嘴八舌，今天决定了明天还可以翻案，哪里有什么应变的力量？拍板定案的决策者要拥有最后裁决权，在志同道合的组织成员中，是不可或缺的首脑。

老板可以自己充当决策者，也可以委任他人来代为决策。刘备请到诸葛亮以后，自己认为如鱼得水，把一切决策权都委之于他。曹操就不一样，他自己作决定，从不假手他人。他所信任的人，如郭嘉、程昱，不过充当可靠的助手，从来没有决策权。

曹操的个人英雄主义和刘备的集团参与作风，都是志同道合的组织可以采取的应变方式。在一般人心中，刘备的能力虽然看似不智不勇，却能够借众人才的力量，表现出真智和大勇。就连自视甚高、骄傲成性的曹操，在刘备十分倒霉的日子里，也看出“当世英雄唯使君与操耳”。

志同道合只是合理应变的基础，重视伦理，建立共识，才能够在遇到变动时，寻找出合理的平衡点。

中国式管理的三大特色：以人为主、因道结合、依理应变。不但可以因人而异、因道而异，而且同样的人员和理念，还能够因时因地合理调整，以求制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