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需要精神生活，精神也需要心灵的指引——内心深处的智慧，对生活的敏感，以及对整个社会乃至全世界的热爱。在精神生活中，我们追求意识、觉醒和至高的价值；在心灵世界里，我们体验最美好的经历和最沉痛的感情。这两个方向构成了人类生活的基调，而在某种程度上，它们又是互相吸引的。

我们生活在一个物质主义与消费主义的时代，一个价值观缺失的时代，一个道德标准正在经历重大转变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里，我们不禁怀念传统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我们总是怀念“过去的好时光”。无论这种想法正确与否，我们都要记住荣格的话：怀念过去并不能解决当前的问题。他把这种怀念称为“人格的退化性恢复"。整个社会都有可能陷入这种怀念之中，甚至尝试恢复想象中的美好过去。问题在于，我们对过去的记忆，永远都带有想象的成分。我们总是在不知不觉当中，把曾经的艰辛岁走的有月美化成“过去的好时光”。

我们必须抗拒这种怀念的诱惑，直面眼前的挑战。在我看来，我们的社会并没有忘却精神生活；相反，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对精神生活的追求甚至有些过度。要回归精神生活的真谛，缓解物质主义造成的麻木，关键不在于加强对精神生活的追求，而在于重新想象它的内涵。

费齐诺在15世纪末撰写的著作《生命之书》中提出，精神与肉体，宗教与俗世，精神生活与物质主义，都有可能陷入两极分裂的困境——我们越是沉湎在物质主义中，精神生活就越具有神经质的倾向，反之亦然。换句话说，现在这个疯狂追求物质消费的社会，之所以显出精神生活失控的迹象，是因为我们太喜欢用抽象而理智的眼光看待生活。费齐诺认为，心灵可以弥补两极之间的裂痕，让精神与肉体的对立不至于极端化，以致彼此彻底分裂开来。所以，要对抗物质主义的影响，就要在理智、情感和精神生活中引入心灵的成分。

广义上，精神生活的目的在于发掘人生中的不可见因素，以超越个人的、具体的、有限的世界观层面。宗教将我们的视野延伸到今生今世之外，即美国学者伊利亚德所谓的“彼时”,也就是超乎我们计算范围的另一种时间。宗教也关注今生之后的来世，以及生命中的至高价值。如此精神化的视角是心灵所必需的，因为它能为心灵提供宽广的视野、丰富的灵感和充实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