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官员在蜕变成贪官以前，往往都是从最基层干起，甚至很多人还出身于贫困家庭，可谓“根正苗红”,他们干工作往往都是兢兢业业、尽心尽职，把各项工作都干得有声有色，深得领导的信任和群众的称赞。

这时，他们还心无旁骛，一心一意把精力都扑在工作和事业上，满脑子想的都是怎样把领导交代的工作干好，怎样能切实解决群众生产和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在他们的心中，对贪官虽说不上恨之入骨，但也是一致谴责和鄙视，并常常发誓，一定要做一个为民排忧解难的清官，要对得起国家和人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颇有些“出淤泥而不染”的君子风范。这时候不光是他自己，就是别人也不会把他与贪官联系在一起。

但是，随着其职位的升迁，特别是掌握了一定的权力以后，看到周围官员的灰色收入节节攀升，生活上也是极尽潇洒奢靡，而这些官员却常常是平安无事，大享其乐，心里不免有一些不平和愤慨，其中也掺杂着一些羡慕之情，再加上一些行贿之人不时利用金钱及美色进行挑拨和诱惑，久而久之心中不免有所动，继而开始怀疑自己的信念，开始质疑自己的所作所为。

在作出一番总结和痛苦的思索后，忽然发现自己就好像是一个大傻瓜，送上门的金钱不要，送上口的肥肉不吃，岂不是愚蠢之极?于是，不免戚戚然心中有所不甘，开始小心翼翼地涉入“雷区”,就这样向成为贪官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刚开始是小贪，可谓是小打小闹，因为初次“染黑”不免心中惴惴，甚至连睡觉竟也辗转难眠，唯恐有一天事情败露。

但过了一段时间后，并没有什么异常情况发生，依然风平浪静。于是，他胆子开始变得越来越大，胃口也越来越大，这就是所谓的“欲壑难平”,以至于从被动受贿发展到了主动索贿，于是越贪越多，越陷越深，终于在最后不仅葬送了自己的锦绣前程，甚至还付出生命的代价。

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对资本家有过一段精彩的论述：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家就胆大起来。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利润，它就保证被到处使用；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资本家为人，为官者也为人，当人能拥有获得足够利润的机会便容易变得不择手段起来。所以，很多本想当官为百姓造福的官员，在金钱的诱惑面前都选择运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更好的生活造福。

纵观贪官的堕落史，他们绝大多数都在纸醉金迷里丧失了自我，将人民交给他们的权力当成了享乐的工具，将自我的私欲凌驾于一切法律之上，不惜一切手段去获取各种非法利益，甚至直接充当不法分子的保护伞。

有一个商人在狱中自我反省时说，我从一个小学未毕业的文盲做到了拥有几千万资产的大老板，这里面绝大多数的“功劳”都是贪官的。不管官职的大小，总有一些人管不住自己，总有一些东西能腐蚀他们。可一旦上了我的船，他们就要被我控制来打压竞争对手，牟取暴利。

有贪官在被捕后后悔莫及，说： “我是农家孩子，出身贫苦，读书不易，好不容易爬上了这个位置，想给穷人们做点事业，结果成了阶下囚，皆因心存贪欲，现在好想希望能再有一次机会，做个好官，继续为人民服务。”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一个连自己内心都坚守不了的人，还如何能坚守着国家、百姓的利益?我想没有哪一个官员不知道贪官的下场，可他们就是抵制不了钱权的诱惑，乃至陷入泥潭，不能自拔。

其实关于抵制钱权诱惑，我认为儒家思想里的“慎独”可以成为官员们的必修课。

曾国藩总结自己一生的处世经验时，写了著名的“日课四条”,即：慎独、主敬、求仁、习劳。这四条，慎独是根本，是“体”;其他三条是枝叶，是“用”。

君子会因为担心有自己看不到的地方而更加严谨，会因为担心有自己听不到的地方而更加小心。人在那些不易察觉的地方更能表现出君子人格，在细微之处更能显示君子风范。所以，君子要严肃地面对自己。所以说，慎独是一种情操；慎独是一种修养；慎独是一种自律；慎独是一种坦荡。一个人应当管住自己。而为官者不应该心怀侥幸，应该做一个纯粹的人。曾子说：“十只眼睛看着，十只手指着，这难道不令人畏惧吗?!”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个道理亘古不变。

由此可见，一个官员也应该慎独，坚守自我，始终如一为百姓谋福利，才是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