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挚虞儒学思想意趣与创作

挚虞师从晋初名儒皇甫谧，学识通博，以儒礼为宗，入仕之前，就在《思游赋》中感慨世风硗薄说：“景三后之在天兮，叹圣哲之永终。谅道修而命微兮，孰舍盈而戢冲。……孔挥涕于西狩兮，臧考祥于娄句。跖肆暴而保乂兮，颜履仁而夙徂。何否泰之靡所兮，眩荣辱之不图？”

挚虞入仕之后，其复古立场日见鲜明，如将作大匠陈勰曾得到出土古尺，挚虞认为应以古尺为标准校定当下的尺度说：“今尺长于古尺几于半寸，乐府用之，律吕不合；史官用之，历象失占；医署用之，孔穴乖错。此三者，度量之所由生，得失之所取征，皆挂阂而不得通，故宜改今而从古也。唐、虞之制，同律度量衡，仲尼之训，谨权审度。今两尺并用，不可谓之同。”

挚虞曾撰《文章志》四卷，注解《三辅决录》，又撰《文章流别集》三十卷。他不但给前代作品分门别类，还按体裁立论，详明源流功用，评判创作得失，在当时就有盛名。其《文章流别论序》说：“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伦之叙，穷理尽性，以究万物之宜者也。王泽流而《诗》作，成功臻而《颂》兴，德勋立而铭著，嘉美终而诔集。祝史陈辞，官箴王阙。”

挚虞与杜育交好，据刘孝标注《世说新语·品藻》引《晋诸公赞》说：“杜育字方叔，襄城邓陵人，杜袭孙也。育幼便岐嶷，号神童。及长，美风姿，有才藻，时人号曰‘杜圣’。累迁国子祭酒。洛阳将没，为贼所杀。”

总之，西晋自建朝至刘曜攻陷长安俘获愍帝亡国，不过五十年左右的时间，其中统一安定的局面仅有太康至元康二十多年，大部分都在征讨四方、诸王争权、五胡乱华的局面下度过。尽管西晋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崇儒政策，其持续性、有效性都不甚理想；中央官学的不景气，与当政者倡导重玄轻儒的时代风气密不可分，也充分体现出晋廷内部在思想教化的问题上，从立法至行政之间所处的脱节或悖反状态。西晋时期所取得的经学研究的成果，更多应归功于地方一级儒学的兴办和儒者个体的探讨。地方官员采取的兴学劝教政策，客观上促进了儒学的广泛传播；儒者个体则在或战乱频仍或浮华躁竞的时代背景下，怀着不能或不愿入世的心态著书立说，从而取得丰硕的创获。yipindushu.com

西晋儒学从政治价值观、道德人格、审美价值判断等方面对文人产生直接的影响。“身名俱泰”是西晋中前期士人价值理想的集中反映，他们往往怀有孔孟兼济天下的志向，又津津乐道于老庄不缨世务的逍遥，虽然儒学宗旨一般掩盖在谈玄姿态之下，而就其立足点来看，他们始终以现实功利为目标，仍还属于积极进取的儒家范畴，一方面此间文士对生活充满欣赏与享受的态度，另一方面则是片面发展了儒家文质观中对于“文”的要求，由此穷情尽貌、擘肌析理的精致文风也相机产生。作为他们的对立面，一部分宗儒文士则力推复古质朴的风格，如以《七经诗》为代表的集句诗的产生就是矫枉过正的例子。相对而言西晋善谈之士多不善文，再加上他们骨子里固名守禄的价值目标，此间体现庄老出尘蹈虚本旨的文风仍属少见。西晋中后期，玄儒结合的士人心态由前期外玄内儒向以儒批玄或玄儒互融发展，玄学对文学产生的作用日益显著。不过，西晋末期国势危亡带来的玄学反思和批判，促使劲健悲慨的文风再度兴起。因此，即使在永嘉以降文学玄化日盛的背景下，儒学对文坛的潜在影响仍值得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