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日常亲情的流露外，“左思风力”表现最突出的莫过于对沉抑下僚的愤慨。他采取三种方式排遣内心愤懑：其一，以上古隐逸贤士自比，通过他们提升人格境界，摆脱世俗烦扰，追求出世的释然：“俯仰生荣华，咄嗟复凋枯。饮河期满腹，贵足不原余。巢林栖一枝，可为达士模。”与这种归隐心态相应的还有其《招隐诗》，其中“爵服无常玩，好恶有屈伸。结绶生缠牵，弹冠去埃尘”，

复次，“君子于其言，无所苟”的创作观与裴秀制图六法，对“左思风力”中无征不信的特点具有深刻影响。《三都赋》承继两汉京都大赋的传统而来，同时也将京都大赋推向了崇尚典实精工而不求敏思逞才的高峰，这也与当下的经学风气息息相通。西晋裴秀以《尚书·禹贡》为基础的制图学研究取得重大进展，他提出制图六法：“一曰分率，所以辨广轮之度也。二曰准望，所以正彼此之体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数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夷险之异也。”

二、永嘉文坛以儒批玄思潮与“左思风力”的传播、深化

上述分析了“左思风力”的儒学意蕴与审美构成，虽然这种风格在西晋中前期并不是文坛的主流，却随着永嘉乱后日渐兴起的玄学反思和批判之风得到了深刻的继承与传播。西晋后期既有的政治价值体系的坍塌使得士人或无奈或自觉地放弃了功名追求，反而使之更加切近地理解了老庄玄学对自身的意义，这样饱含忧患而辞旨清新的文风也随之出现。在两晋之交这样的历史阶段，玄儒两家在乱世中如何存身立命的问题上找到了契合点，也即老庄的柔退静守与颜孔的安贫乐道合而为一。此期文人多以白描手法揭示战乱带来的创痛，更以儒道交融的心态展示出无为慕道、独善其身的精神状态，其文风则去绝浮华，以平实简易为主，《诗经》、《周易》及史汉载记都成为他们抒怀咏志的素材和范本，它们在情感深度和批判力度等方面都积极地发扬了“左思风力”的审美范畴。这至少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其一，反思祸乱、以儒批玄、弘扬忠义、追求公正等主题。王衍临终之际承认清谈的恶果，间接肯定了儒学在匡正风教、凝聚士心方面的重要作用，集中代表了玄谈之士的反思。山简在永嘉乱后出镇襄阳，酒宴之间感叹：“社稷倾覆，不能匡救，有晋之罪人也，何作乐之有！”

其二，希慕儒家理想人格，吸纳儒家经典故实，志高言深，典重沉郁。兹以曹摅为例。其元康末为洛阳令，曾与左思俱为齐王司马冏记室督，惠帝末为襄城太守，永嘉二年（308）为征南司马，讨流人王逌，败死。他以孝节得到太尉王衍的器重，以吏才见称于世。他《述志赋》以孔子、颜渊、伯夷、叔齐、沮溺、接舆、舜等圣贤为人格榜样，以夫差与伍员、楚怀王与屈平对举，事例明晰，层叠铺排，揭示了兴亡盛衰与贤哲前仆后继的壮丽图景。在圣哲贤士的激励下，他虽有“悲盛衰之递处，情悠悠以纡结，揽萱草以掩泪，曾一欢而九咽”的悲慨，却也有“承圣哲而砥砺，奋羽仪而翱翔”的志向。yipindushu.com

另外，杜育、张翰、枣嵩、枣腆叔侄、闾丘冲等诗中也蕴涵了浓厚的玄儒交融的情味。以杜育为例。他著有《易义》，诗歌具有浓厚儒风。其《赠挚仲洽诗》说：“之子于归，言秣其驹。矧乃斯人，乃迈乃徂。虽非显甫，饯彼百壶。虽非张仲，将脍河鱼。人亦有言，贵在同音。虽曰翻飞，曾未异林。顾恋同枝，增其慨心。望尔不遐，无金玉音。”

当然，发言玄远同样是永嘉士人全身远祸的生存方式，如晋末张韩《不用舌论》、庾敳《意赋》均强调缄默自守的重要性。西晋乱局中名爵利禄对士人的吸引力已大为降低，相反如何逍遥适意、自保于户牖之下却成为他们的不二之选，如张翰《赠张弋阳诗》就说：“时道玄旷，阶轨难寻。散缨放冕，负剑长吟。昆弟等志，托兹幽林。玄墨澄气，虚静和心。”

潘尼、“三张”、挚虞的儒学思想意趣与创作

八王之乱以来，西晋文坛的思想宗向更加偏于儒道兼修，尤其张华、潘岳、二陆等著名文士相继殒殁之后，如何于乱世求存日益成为文坛创作的主导性主题。这一时期也有一些文士流露出一定的儒学文艺意识，虽然相对零散纷杂，却对揭示此期儒学与文学的互动关系有积极作用。以下就分别对潘尼、“三张”、挚虞等人加以评述。

一、潘尼儒学思想意趣与创作

在西晋文坛与潘岳并称“二潘”的潘尼，不喜仕进，以勤学著述为念，曾作《安身论》自表心志，具有玄儒并参的印记。他说：“盖崇德莫大乎安身，安身莫尚乎存正，存正莫重乎无私，无私莫深乎寡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