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傅咸七经诗与魏晋儒士诗风的振兴

刘师培将曹魏自太和至正始年间的文士的文章分为两类：一类以王弼、何晏为代表，“阐发道家之绪，实与名、法家言为近者”；一类以嵇康、阮籍为代表，“虽阐发道家之绪，实与纵横家言为近者”也。

《七经诗》承载了傅咸的儒家政治理想、个体价值目标，它们与其归入诗体，不如说格言摘录更为恰当，即使他的箴铭之作也较之出色。如《御史中丞箴》云：“既直其道，奚顾其身。身之不顾，孰其弗震？邦国若否，山甫是明；焉用彼相，莫扶其倾？淮南构逆，实惮汲生。……无礼是逐，安惜翅翼？”

《七经诗》还对西晋乃至南朝文坛的复古风气影响深远。集句既是一种文学体式，又是一种创作心态，晋代集句文体的出现与崇尚儒家经典、拘守成句的复古思潮密切相关，它以作者娴熟掌握经典出处并充分融会贯通为前提，体现的是以文学形式展现儒学素养的雅癖，经学文学化的同时当然也是文学经典化的过程。陆云即是对《诗经》摹习精熟的例子，再如潘岳《家风诗》、束晳《补亡诗》，均是以《诗经》雅颂的口吻进行的拟作和补作，这都说明傅咸《七经诗》绝不是一个孤立的文学现象，而具有引领晋初文坛复古风气的作用。《七经诗》到南朝亦有影响，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论》中说：“缉事比类，非对不发，博物可嘉，职成拘制。或全借古语，用申今情，崎岖牵引，直为偶说。唯睹事例，顿失清采。此则傅咸五经，应璩指事，虽不全似，可以类从。”

三、傅咸深具道德寓意的抒情特色与魏晋咏物赋流变

傅咸赋承袭汉魏赋作呈现小品化、生活化、抒情化的趋势，立足儒家经典，赋予其厚重的人生感怀、道德内涵和政治寓意，而呈现出朴实无华、敦厚温婉的抒情色彩，在魏晋咏物赋追求绮丽浮泛的形式美的风气中代表了崇儒文士作品的风格祈向。yipindushu.com

傅咸咏物赋的抒情性偏重于政治和道德批判，因此多带有愤激慷慨的色彩，以咏蝉为例。《诗经·大雅·荡》有“如蜩如螗，如沸如羹”，《豳风·七月》有“五月鸣蜩”，这是蝉成为文学意象的较早记录。《淮南子》、《新序》、《说苑》还有“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记载，加上班昭《蝉赋》称“吸清露于丹园，抗乔枝而理翮。”又“复丹款之未足，留滞恨乎天际也。”

除了直接从《诗经》中撷取意象，傅咸还从日常生活中取材，展现平淡生活情趣同时，又蕴含道德寓意。他《扇赋》说：“下济亿兆，上宁侯王。是曰安众，清暑作凉。蒙贵幸于斯时，无日夜而有忘。……火星忽以西流，悲风起乎金商。……猥弃我其若遗，去玉手而潜藏。君背故而向新，非余身之无良。”

傅咸注重赋的抒情性，不过这种抒情依托儒家经典而兴，呈现哀而不伤的中和美。傅咸与汉魏以儒学立身的文士的抒情观一脉相承，虽略显滞后保守，却体现出深厚的儒家文学传统，代表了魏晋文坛历来为人忽视的儒者之文文脉的延续。像傅咸《萤火赋》开篇充满“潜空馆之寂寂兮，意遥遥而靡宁。夜耿耿而不寐兮，忧悄悄而伤情”的孤独情绪，但接下来却被萤火虫微光照耀的精神所感染：“不以姿质之鄙薄兮，欲增辉乎太清。虽无补于日月兮，期自竭于陋形。……进不竞于天光兮，退在晦而能明。”傅咸认为其“谅有似于贤臣兮，于疏外而尽诚。盖物小而喻大兮，固作者之所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