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来看盟、誓的创作情况。前已提到臧洪的《酸枣盟辞》，其中体现了汉末群雄讨伐董卓的忠愤之志，《三国志•魏书•臧洪传》亦称：“洪辞气慷慨，涕泣横下，闻其言者，虽卒伍斯养，莫不激扬，人思致节。”

三国交争之际，盟誓观念在士人心目中具有重要地位。如诸葛谨、步骘联名上疏请为周胤复爵说：“申以丹书，重以盟诅，藏于宗庙，传于无穷，欲使功臣之后，世世相踵，非徒子孙，乃关苗裔，报德明功，勤勤恳恳，如此之至，欲以劝戒后人。用命之臣，死而无悔也。”周胤为周瑜次子，恃恩自纵，因徙庐陵郡，诸葛谨、步骘二人强调周瑜赤壁破曹保全东吴的功勋，又发挥盟誓凝聚臣子忠诚之心的作用，以此为周胤开脱。孙权答复说：“迫（周）胤罪恶，未宜便还，且欲苦之，使自知耳。今二君勤勤援引汉高河山之誓，孤用惭然。虽德非其畴，犹欲庶几。”

两晋期间，盟誓观念依然突出。如《晋书•祖逖传》载：“(逖)仍将本留徙部曲百余家渡江，中流击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辞色壮烈，众皆慨叹。”桓玄也曾对鄱阳太守徐放说：“江水在此，朕不食言。”

再来看一下魏晋檄文的创作。魏晋士人注重檄文的作用，如曹操称赞陈琳书、檄说：“此愈我病。”葛洪《抱朴子•内篇》佚文说：“韩信传檄而定千里，是以尺素之功，胜于云梯之械也。”熊远《闻北陵被发上疏》亦称：“鸣檄前驱，大军后至，威风赫然，声振朔野。”

八王之乱时期，诸藩王檄文多以忠义相标榜，却鲜有名实相副者。如东海王司马越《檄方镇兵讨石勒》称：“檄至之日，便望风奋发，忠臣战士效诚之秋也。”孙惠为司马越作《讨成都王檄文》，极力攻诋成都王司马颖“禀性强暗，增崇位号。阿比奄官，专任孟政。遂使恣睢，杀活由己，疾谏好谗，小人满侧，官以贿成，位以钱获，囚以货生，狱以弊解。……为子则不孝，为臣则不忠，为弟则不顺，为主则不仁，四恶具矣。豺狼之性，有甚无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