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论体文学化的特征也值得重视。如曹植《贪恶鸟论》改变历来论体较为呆板典重的面貌，采用寓言体，以鸠与枭的对话引入对世俗成见一成不变的反思说：“枭曰：‘荆人恶予声。’鸠曰：‘子能革子之声则免不能革子之声，则吴楚之民不易情也。为子计者，莫若宛颈戢翼，终身勿复鸣也。’昔会朝议者，有人问曰：‘宁有闻枭食其母乎？’有答之者曰：‘尝闻鸟反哺，未闻枭食其母也。’问者惭怅不善也。孟春之旦，从太阳贵方，放鸟雀者加其禄也。得蚤者莫不驯而放之，为利人也。得蚤者莫不糜之齿牙，为害身也。鸟、兽、昆虫，犹以名声见异，况夫吉士之与凶人乎？”

再次，魏晋政论中不乏宣扬王道仁治的作品，桓范在《世要论•序作》中指出：“夫著作书论者，乃欲阐弘大道，述明圣教，推演事义，尽极情类，记是贬非，以为法式。当时可行，后世可修。且古者富贵而名贱废灭，不可胜记，唯篇论倜傥之人，为不朽耳。夫奋名于百代之前，而流誉于千载之后，以其览之者益，闻之者有觉故也。岂徒转相放效，名作书论，浮辞谈说，而无损益哉？而世俗之人，不解作礼，而务泛溢之言，不存有益之义，非也。故作者不尚其辞丽，而贵其存道也；不好其巧慧，而恶其伤义也。故夫小辩破道，狂简之徒，斐然成文，皆圣人之所疾矣。”

成公绥《钱神论》也具有极强的批判性，其云：“路中纷纷，行人悠悠。载驰载驱，唯钱是求。朱衣素带，当途之士。爱我家兄，皆无能已。执我之手，说分终始。不计优劣，不论能否。宾客辐凑，门常如市。谚言：‘钱无耳，何可訚使？’岂虚也哉？”

最后，魏晋士人以儒、释、道为论题的作品较多，儒学观念在与道、释二家的论争中得到传播与发扬。曹植除在论体中直接颂扬儒学理念外，一些论作还体现出道家观念，如《辩道论》、《释疑论》即是其例。这当与当时的文化思潮密切相关，如张辽《自然好学论》、《宅无吉凶摄生论》、《释嵇叔夜难宅无吉凶摄生论》、嵇康《声无哀乐论》、锺会《四本论》、阮籍《达庄论》、《乐论》、《通易论》、《通老论》、裴頠《崇有论》、《贵无论》、孙绰《喻道论》、孙盛《太伯三让论》、《老聃非大贤论》等，均是推倡玄风的代表性论作。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论作中儒、道甚或儒、释、道三者并融的特征也较为明显。如孙绰《喻道论》提倡儒释合一，认为：“周孔即佛，佛即周礼，盖外内名之耳。故在皇为皇，在王为王，佛者梵语，晋训‘觉’也。‘觉’之为义，‘悟物’之谓，犹孟轲以圣人为先觉，其旨一也。”又“佛有二十部经，其四部专以劝孝为事，殷勤之旨，可谓至矣。”

总之，魏晋论作既有完全弘扬儒家礼义的政论、史论，又有宣扬道释精神的哲学专论，论体的观照对象比先秦两汉时期空前扩大和丰富，也呈现出诸家争鸣、混融的现象。对此，《文心雕龙•论说》评价说：“魏之初霸，术兼名法。傅嘏、王粲，校练名理。迄至正始，务欲守文；何晏之徒，始盛玄论。于是聃周当路，与尼父争途矣。……然滞有者，全系于形用；贵无者，专守于寂寥。徒锐偏解，莫诣正理；动极神源，其般若之绝境乎？逮江左群谈，惟玄是务；虽有日新，而多抽前绪矣。至如张衡《讥世》，颇似俳说；孔融《孝廉》，但谈嘲戏；曹植《辨道》，体同书抄。言不持正，论如其已。”

魏晋赞体创作也是当时文风的重要体现，宋王楙《野客丛书》卷八载：“《嵇康传》曰：‘康喜谈理，能属文，撰《高士传赞》，作《太师箴》、《声无哀乐论》。仆得毗陵贺方回家所藏缮写《嵇康集》十卷，有诗六十八首，今《文选》所载康诗，才三数首。……其词旨玄远，率根于理，读之可想见当时之风致。”yipindushu.com

另外，魏晋时期标以“传赞”的情况非常多，一定程度上体现出赞对传的依附性。如陆凯《吴先贤传赞》赞颂扬州别驾从事戴矫说：“猗猗茂才，执节云停。志励秋霜，冰洁玉清。”赞扬奋武将军顾承说：“于铄奋武，奕奕全德。在家必闻，鸿飞高陟。”赞扬上虞令史胄说：“猗猗上虞，金蓥玉贞。凤立鸾跱，邈矣不倾。”

魏晋许多传赞以发扬儒学仁孝观念为宗旨，如陶渊明作《五孝传赞》，对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中堪为表率的孝德人物加以表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