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咏物赋的比德观也具有新的时代内涵。首先，运用儒家比德逻辑借物喻人，继而对“背德”现象提出批判，此类赋作的批判性超越汉代。如曹植《橘赋》就借橘树由南入北水土不服喻指怀才不遇之情，其《蝙蝠赋》针对蝙蝠“形殊性诡，每变常式”的“奸气”而极尽讽刺。

其次，将玄、佛义理引入儒家比德观，从而使赋作呈现玄儒交融的色彩。王彪之《水赋》以《老子》“上善莫若水”为旨归，对水无心动静而具有导流百川的力量予以赞叹，又对其“不凝滞于方圆”、以柔克刚的随顺之性表示钦服。

最后，除了将所咏对象与儒家德义观念比附外，还蕴涵了深厚的生命意识，注重抒发个体价值、独立人格、忧患意识等主题。

在世事艰危人心叵测的情势下，以物自比以寄托生命忧思，是魏晋咏物赋的重要主题。如曹植《鹦鹉赋》“常戢心以怀惧，虽处安其若危。永哀鸣以报德，庶终来而不疲”

句，

三、儒家情理观与魏晋七体赋宏美明辨的气格yipindushu.com

两汉七体创作以东汉为盛，就其思想主旨来看，均发展了枚乘《七发》主客问答的既有模式，在铺叙感官享受之余往往归结到礼义教化的宗旨上来，基本上没有跳出儒家以理节情的藩篱。尤其刘梁《七举》说：“仲尼敕元意，素道信而不疑。友四子于载师道、王道，圣以自所谓在富而好礼，命世之雄儒。”

《文心雕龙•杂文篇》说：“陈思《七启》，取美于宏壮；仲宣《七释》，致辨于事理。”

两晋时期，七体赋在文尚绮靡的风气影响下，发展了曹植摛辞宏美的一面，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儒家情理观的表达。挚虞《文章流别论》说：“《七发》造于枚乘……此因膏粱之常疾以为匡劝，虽有甚泰之辞而不没其讽谕之义也。其流遂广，其义遂变，率有辞人淫丽之尤矣。”

不过，在玄学意识的浸淫下，七体赋的儒家情理观受到冲击。张协作《七命》虚拟出世的“冲漠公子”和入世的“徇华大夫”，“徇华大夫”力主劝“冲漠公子”从视觉、听觉、味觉体验、珍玩、骏马等奢侈享受加以诱劝，最后宣扬君主“基德”、“垂仁”之政与“导气以乐，宣德以《诗》……功与造化争流，德与二仪比大”的教化之功，“冲漠公子”虽接受出仕，却说：“向子诱我以聋耳之乐，栖我以蔀家之屋，田游驰荡，利刃骏足，既老氏之攸戒，非吾人之所欲，故靡得而应子。至闻皇风载韪，时圣道醇，举实为秋，摛藻为春，下有可封之人，上有大哉之君，余虽不敏，请从后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