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魏晋士人的赋颂观念来看，是否负载儒家经世致用、倡扬德教的思想内涵，关系到赋颂本身的评价高低。曹植《与杨德祖书》就说：“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昔杨子云先朝执戟之臣耳，犹称壮夫不为也。吾虽德薄，位为蕃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留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则将采庶官之实录，辩时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曹植并不以擅长辞赋而矜夸，“建永世之业，留金石之功”才是他价值追求所在。辞赋在他眼中只是与“街谈巷说”、“击辕之歌”相并的“小道”，其价值则体现在充当史官“辩时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等方面。

总之，尽管魏晋赋颂在工笔细腻、辞采斐然、张扬个体情感价值和独立批判精神等方面已与汉赋大相径庭，但在思想意趣和品评标准方面，儒家文艺观仍在发挥着作用。另外，魏晋士人的儒学人格和进取意志也决定了其赋颂中必有相应的体现，这些都是以下论题得以开展的依据。

儒运迁转与汉晋骚体赋体式演进

关于屈原及楚辞在中古时期的批评接受情况，学界已有较为深入的评述。

一、魏晋之前儒学意蕴在骚体赋中的强化及表现

汉代对骚体作家及作品的评论，主要以屈原为中心，并对其人格思想和屈辞的审美韵味进行深入而全面的儒学改造。较早也较典型的例子，则为淮南王刘安对屈原及《离骚》的评价。yipindushu.com

首先，以儒家价值观念对屈原人格和价值理想进行评判，并在此基础上对屈辞进行艺术性评价。有认为屈原悖于儒家行不为已甚原则，采取同情而不赞成的立场的，如扬雄《反离骚》说：“昔仲尼之去鲁兮，婓婓迟迟而周迈。终回复于旧都兮，何必湘渊与涛濑！”

其次，除对楚辞进行儒家精神范式的改造外，还将骚怨传统纳入儒家抒情言志的文艺观中。如严忌《哀时命》就充分发挥了儒家“诗以言志”、《九章•惜诵》“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杼情”所要求的文学作品的抒情功能，提出“志憾恨而不逞兮，杼中情而属诗”、“独便悁而烦毒兮，焉发愤而抒情”的主张，

再次，以屈原生平遭际为依托，展示自我怀才不遇或怀忠不纳的内心世界，仿拟屈辞作品的修辞技巧，又吸收大量儒家经典的辞句，进行摹拟骚体赋的创作。如董仲舒《士不遇赋》主张按照儒家中庸原则行事，他说：“孰若反身于素业兮，莫随世而轮转。虽矫情而获百利兮，复不如正心而归一善。纷既迫而后动兮，岂云禀性之惟褊。昭同人而大有兮，明谦光而务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