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骚体赋中儒家意识非常明显，以儒家政教批评观指导下的骚体赋创作，开拓了屈骚精神表达的意义空间，把屈子强调人格独立、不屈不挠的基本内核置放到汉代儒学正统的思想架构中，从而使屈骚精神得到时代性的嬗变和丰富。另外，骚体赋为内化于汉代文人的儒家伦理范式和文学范型提供了表现的平台，汉代文士内在的儒家文学理想自然地投放到对屈子生平及作品的解读上，又为汉代文学提供了一种新颖的文学样式以及文人寄托情思的别样载体。总之，在屈子精神与儒学思想相互间的碰撞、交融中，骚体赋在汉代出现了蓬勃景象。当然，儒家意识的渗透也带了来文学意象概念化、重道不重情的弊端，汉代中前期的骚体赋往往又成为此后拟骚创作的典范，后者却往往失去特定时代条件下儒士失志的不同内涵，刻意追求悲苦的腔调和陈熟的布局及笔法，使骚体赋失去了二度创作的活力和价值。

上述情况在魏晋时期有了急剧的转变，儒学经典不仅作为一般性的典故来使用，还影响到句式、骈对等修辞手法方面，这就直接左右了魏晋骚体赋演进的进程。《文心雕龙•辨骚篇》说：“固知《楚辞》者，体宪于三代，而风杂于战国，乃《雅》、《颂》之博徒，而词赋之英杰也。”

刘宋檀道鸾《续晋阳秋》评述汉晋文风演进说：“自司马相如、王褒、扬雄诸贤，世尚赋颂，皆体则《诗》、《骚》，傍宗百家之言。及至建安，而诗章大盛。逮乎西朝之末，潘、陆之徒虽时有质文，而宗归不异也。……至江左李充尤盛。故郭璞五言始会合道家之言而韵之。询及太原孙绰转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辞，而《诗》、《骚》之体尽矣。”

魏晋辞赋中《诗》、《骚》互联共生的情况也十分突出。如潘岳直接将《九辩》开篇数句引入《秋兴赋》中，其悲秋文意基本取则《离骚》与《九辩》，又兼取《诗经•卫风•氓》“夙兴夜寐，靡有朝矣”、《小雅•小弁》“心之忧矣，不遑假寐”等厌宦情绪。他还以孔子逝水如斯之叹与宋玉登山临水之悲相比，使儒家典记文学化的特征越发明显。其他如“蝉嘒嘒而寒吟兮，雁飘飘而南飞”句，就是《诗经•小雅•小弁》“菀彼柳斯，鸣蜩嘒嘒”与《九辩》“雁雝雝而南游兮，鹍鸡啁哳而悲鸣”的化用；“宵耿介而不寐兮，独展转于华省”句，是《远游》“夜耿耿而不寐兮，魂营营而至曙”、《九辩》“独申旦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与《诗经•周南•关雎》“悠哉悠哉，辗转反侧”、《邶风•柏舟》“耿耿不寐，如有隐忧”等句的化用。当然，潘岳此赋尽管袭用《诗经》等儒家经典的辞句之处多见，但基于多舛的人生遭遇，宣扬的主要是老庄隐逸逍遥的思想，赋中“逍遥乎山种之阿，放旷乎人间之世。优哉游哉，聊以卒岁”，

可以说，《文心雕龙•辨骚篇》、《明诗篇》、《诠赋篇》等受到汉人宗经意识的左右，对骚体赋的文学性和儒家思想性价值作了高度肯定，其论断的合理性也在具有浓厚儒学意蕴的魏晋骚体赋中得到验证。魏晋文人迥异于汉代将儒家经典词句与教条机械的注入骚体赋创作，而是在将《离骚》、《九歌》、《九辨》以及汉人拟骚作品经典化的同时，又以文学化的视角沟通《诗》、《骚》，骚体赋作品中原本强烈的怨艾与批判情绪，在魏晋时期呈现出哀而不伤、凄美顽艳的中和美。因此，虽然刘安很早就提出用儒家中和适度原则和《周易》立象尽意原则解读《离骚》，但只有到魏晋时期，以《诗经》为主要代表的儒家经典与楚辞才在文学层面较好地实现了互融，并促使骚体赋实现了文体新变，这与骚体赋本身儒学意蕴的淡化与转化又是密不可分的。

魏晋颂的诗化与诗教顺美意识的固化yipindushu.com

就颂的文体属性来说，它原为《诗经》六义之一，汉时向郊庙歌辞与专体颂作分化，又充分借鉴汉赋的布局构思以及笔法，呈现赋颂互渗混称的面貌。这种情况到魏晋时期有所改变，

魏晋颂上承东汉中期以降颂的创作题材扩大化、多元化的趋势，下对南北朝颂的创作也有影响。一方面，颂作为庙堂文学的典型样式渐向古颂四言整饬、文句典雅的审美特征回归，这以汉末蔡邕《胡广黄琼颂》、《祖德颂》、《五灵颂》、黄香《天子冠颂》、魏王粲《太庙颂》、吴薛综《麒麟颂》、《凤颂》、晋傅咸《皇太子释奠颂》、北魏高允《南巡颂》、《北伐颂》、北齐申嗣邕《陇东王感孝颂》、北周万纽于瑾《华岳颂》等为代表；另一方面，颂渐趋平民化、生活化、内心化，其较大的转变即是与墓文的结合，生活气息较浓的咏物小品颂也纷纷涌现，如桓帝时人王升《司隶校尉杨孟文石门颂》、《武都太守李翕西狭颂》、《汉故谷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晋刘伶《酒德颂》、王赞《梨树颂》、史援《后汉史君颂》、傅统妻《芍药花颂》、《菊花颂》、北魏高允《征士颂》等。刘伶《酒德颂》以调笑笔调为自己嗜酒放达辩护，已全无颂应有的庄严气味；傅统妻《芍药花颂》、《菊花颂》则上承《九章•橘颂》的咏物传统，赋予颂典雅之外的清新自然之义；高允《征士颂序》称：“昔岁同征，零落将尽，感逝怀人，作《征士颂》。……夫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亦可以长言寄意。不为文二十年矣，然事切于心，岂可默乎？遂为之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