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治八年（1495），升翰林侍讲学士，主考应天府乡试。作《奉命主考应天乡试》：“论秀奉丝纶，南畿有凤鳞。行将入吾网，献作禁园珍。”(407)

弘治九年（1496），署翰林院事，主修《玉牒》，并教授庶吉士。作《被旨掌院事，修玉牒，教庶吉士，屠太宰赠以诗，次韵答之》：“玉署承恩愧菲才，金章斗大手亲开。增修帝纪千年历，疏析天潢一派来。教有英才真是乐，文非狂简若为裁。青宫少保诗成后，东壁增光籍上台。”(408)

这一年四月，发生了传奉官谢恩与科道官廷杖两件怪事。杨守阯写信给同年兼亲戚、都御史屠滽（1440—1512），称：“今月十三日早朝，鸿胪寺奏引传奉官谢恩者至四十余人。及午刻，锦衣卫逮捕科道官，廷杖者至六十余人。一日之间有此二事，非小变也。士论咸谓三原公在，必有论谏，今四明公亦有意乎否邪？天下之士所以责望阁下者重矣。……阁下及今犹可一救，非惟救言官也，救国体也，亦阁下所以自救，以塞天下之责也。若夫传奉之事亦未有所论列，岂遂已乎？抑有所待乎？伏望阁下思圣天子所以信任之笃，士大夫所以责望之重，无使忠谏之路塞而侥倖之门开，天下幸甚！”(409)屠滽接受了杨守阯的建议，上报皇帝，科道官得释放。

弘治十年（1497），修《大明会典》，充副总裁。这年大计京官，杨守阯时掌院事，言：“臣与掌詹事府学士王鏊俱当听部考察，但臣等各有属员，进与吏部会考所属，则坐堂上，退而听考，又当候阶下。我朝优假学士，庆成侍宴，班四品上。车驾临雍，坐彝伦堂，视三品，此故事也。今四品既不与考察，则学士亦不应与。臣等职讲读撰述，称否在圣鉴，有不待考察者。”诏可。学士不与考察，自守阯始(410)。

弘治十一年（1498），东宫太子（即后来的武宗）出阁，杨守阯随往侍讲。这段时间是杨氏家族为官的鼎盛时期。《次韵寄守隅郎中》称：“高坡巷里向南衙，轮奂新修也自华。”(411)兄弟间也相当亲，《次韵奉大理家兄》称：“亲如鲁卫仕华衙，情似韩维念子华。……何幸一门蒙帝渥，瀼瀼露重紫荆花。”(412)

（5）南京吏部右侍郎

弘治十二年（1499），升南京吏部右侍郎。杨守阯作《升南吏部侍郎有作》：“两京游宦二十余，六十里霜鬓已疏。黄纸除书腾彩凤，青氊旧物佩金鱼。……圣德如天恩似海，涓埃图报欲何如！”(413)

南京官事颇简，杨守阯得沉潜于学。自号“乾乾叟”，作《乾乾叟》，称：“卦位乾居南，卦象乾为天。叟为南天官，进修日乾乾。”(414)弘治十三年（1500），署南京兵部事。以星燮，协府部人员，杨守阯上《条省陈言疏》，条陈五事，皇帝高兴地接纳了。

弘治十四年（1501），署南京国子监事。时祭酒刘震卒，诸生乘机改易簿书，以规速进，杨守阯悉为更正，但也没有处理作弊者。勤者劳之，惰者勉之，贫不能存者厚给之，士皆感德。譬如祝允明，就十分感激杨守阯的赏识。

杨守阯十分关注屡试不中的祝允明，称：“始吾在史馆，见所叙上武功遗事者，赏之，询而知为子笔，谓武功之有孙也。继望子来以显而屡失之，后喜子举于乡，庆吾王先生之得人已。复寂然，第春试，辄从榜录觅子名而不得，知其滞矣。”又说：“比岁之闻，则或谓子崇饮，夫过必勿惮改行，必求副文名，必欲协实，年弥长则见弥定，子必力勉之。”(415)这让祝允明既激动又惭愧。

弘治十四年八月，朝廷同意杨守阯回宁波省墓。自从外出做官以后，他已经17年没有回宁波了，思乡之情可想而知。到宁波以后，他先到了城内的新家。杨守陈三兄弟分家以后，杨守阯的家人首次到城内建立新的住所，在日湖东的采莲桥建立了大冢宰第，立兄弟尚书坊。新宅的修建，杨守阯学生、太监张和帮了不少忙，助以木石。田产不满三百亩，聊足以充子孙糊口之资。作《到家喜入新第》四首，第一首称：“几度思乡假寐还，今归真得到家山。帆樯风正舟来驶，鼓角城深门未关。秉烛对人犹似梦，举杯留客且怡颜。……”(416)第二首称：“曾将奏疏入金銮，敕赐园廛廿亩宽。苟合苟完成此室，爰居爰处咏干墙。……欲作休休亭自逸，君恩未报敢求安？”(417)第三首称：“新居门瞰日湖边，一脉南来自碧川。爽垲更新齐相宅，清寒依旧广文毡。无何文字五千卷，有此辛勤三十年。歌咏落成贻后世，能师吾俭是为贤。”(418)

除了祭祀的祖先，他也祭祀了外公、舅舅与老丈人全直道。《祭外祖张公并舅氏墓悲感有怀》称：“栎社桥名宝佑桥，外家营构自前朝。当时九世簪缨族，今日孤坟楮币标。庙同故居他姓得，渭阳哀思我心焦。欲如靖节书公传，故老相传事几条。”(419)由此可见，杨守阯外公家在栎社的宝佑桥（今属栎社村），到弘治年间，已经衰落，连故居也为外姓人所得。他想替外公作传，但事迹已经渺茫。《祭外舅直道先生全公墓》：“好古常称直道民，平生诗酒乐天真。游心鸟迹工书篆，寄兴梅花为写神。泰岳一峰颓已久，佳城千载见无因。馆甥久作洲客，今日归来荐藻频。”(420)由此可知，其岳父人称直道先生，喜欢诗歌与书法，也喜欢饮酒，可见是一个文化家庭。

弘治十五年（1502）七月回到北京。当时《大明会典》已经修了六年，尚无法定稿。内阁奏请杨守阯任《大明会典》总裁，他作《史馆述怀》：“奏绩遥趋凤阙来，岂知留却在麟台。三长殊愧古长史，再命仍叨副总裁。东观每迎朝旭入，西垣频带晚霞回。自知裒拙勤何补，润色何资馆阁才。”(421)在史馆期间，杨守阯“精力阅书，未尝少懈”。另一总裁、尚书吴宽称：“顷以考绩至，内阁大臣以纂修会典事严奏留之，予每与共食，见惟立食已，辄操笔属草，其精勤如此。”(422)王鏊（1450—1524）作诗称：“东角门前十馆开，史家自昔总难才。病容野客随行入，远喜诸公取次来。气合每联朝食坐，事多长后午朝回。扬雄识字今谁及，疑义须烦一一裁。”(423)由此可知，杨守阯非常尽责。前后花了五个月时间，《大明会典》成稿。记载精详，为人称道，人称他是“杨太史”。

弘治十六年（1503）三月，杨守阯想回南京吏部。有人出主意，称：“六年未就之书，成于五月，功亦伟矣。留此月余，柄用可待。”杨守阯坚决不干，认为用不用取决于命。五月，吴宽升礼部尚书，杨守阯迁左侍郎，加俸两级，复旧任。时人有“功同报异”之讥，杨守阯作诗称“五月辛勤图要地，三秋依旧做闲官”。别人作诗称“荣枯原不关心事，只竭忠诚愧素餐”(424)。

弘治十七年（1504）元日，作《甲子元日》：“去年正月候朝参，此日瞻天北斗南。新喜岁华逢甲子，早传家事付丁男。避贤未许六旬九，祝圣惟呼万岁三。重禄坐叨无以报，伐檀每诵不胜惭。”以疾请老，不许。六月，杨守阯奏，南京宝源局当铸弘治通宝二千五百六十六万，所费不少见。今灾伤特甚，乞暂停铸造。皇帝同意，命量减原数三分之一(425)。

杨守阯作为南京吏部侍郎，考察南京诸司官属，去取当乎人心(426)。

（6）激流勇退

弘治十八年（1505）五月，孝宗卒，武宗即位。杨守阯草时政疏，言十事，“极严毅，不为时讳”。都宪彭泽造访，读后以为不合适，烧了奏稿。杨守阯说：“吾既不能致身以事君，乌可苟禄以居位耶？”下定决心辞职(427)。五月，父亲遗稿《梅读稿》刊成。六月，年七十，以六年考满，病不能赴京，乞休。杨守阯退休决心相当强，六月上乞休奏章以后，就动身回宁波了。六月九日，按照三品赠官可立神道碑例，得替父亲重立神道碑，作《赠南京吏部右侍郎先府君神道碑》(428)。八月，覆诏，升南京吏部尚书，致仕(429)。十月，收到诏书，杨守阯作《诏晋升吏部尚书致仕》诗，称：“礼年登七合投，况复衰颜病已侵。再疏陈情归待报，九重恩命愧难任。崇阶进蹑尚书履，厚蓄何须季子金。林下清风贫亦乐，不忘忧国老臣心。”(430)

他治《易》出身，对《易》经理解相当深，“乾之与时偕行，蹇之见险能止”两句话对他影响深远。退休以后，因脚有点小病，复号“蹇蹇翁”，作《蹇蹇翁》：“昔号乾乾叟，今称蹇蹇翁。时行乘道泰，险止戒途穷。落落王臣节，飘飘逸士风。衰年惟玩易，无复梦周公。易称山上水，我病遂加蹇。且足归田乐，何愁行露难。蓝舆来靖节，故步失邯郸。杖立浮云外，乾坤纵大观。”(431)这可见杨守阯退休后的洒脱心态。

弘治年间，与翰林出身的南京吏部尚书倪岳、户部侍郎郑纪、礼部侍郎董越、祭酒刘震、学士马廷用，“相与醵饮，倡为瀛洲雅会，会必序齿”(432)。

正德三年（1508），刘瑾（1451—1510）窃政，夺杨守阯新封的南京吏部尚书秩。杨守阯退休回家时，有积俸四百金，本来准备分给两个儿子。不意，从兄杨守随为刘瑾罚输米千二百石，苦于无从筹措，杨守阯拿出了自己的全部积蓄。其夫人有点不悦，杨守阯大怒说：“兄弟急难，岂暇顾其子耶？”(433)事后，杨守随想以自己的产田还杨守阯，杨守阯坚持不要，称：“患难相恤耳，岂望报乎？”(434)由此可见杨守阯兄弟之谊。正德五年，刘瑾败，杨守阯官复原职。《林木养高》诗称：“平生林下拥皋比，笑看鹓雏集凤池。锦诰已承明主赐，云山还系故园思。鸿飞碧汉凌尘坌，鹤向青田啄玉芝。老眼静看人世事，夕阳亭外几枰棋。”(435)

做事认真，是杨守阯的一个特点。他敬恪不懈，讲究礼节，态度严肃。“善善恶恶，则又不少假借也。……凡辞受，一以道义而不苟。”平时写文，亦必端坐，用楷书。人问其故，他回答说：“敬不可须臾忘也。”正德初年，屠滽重新出山，杨守阯、杨守随、宁波知府褚圻送行，屠滽准备告辞。杨守随说：“亲家少留，余备一小羔，置酒于高桥章宅，少伸别意。”褚圻半开玩笑地对杨守阯说：“五老先生是小羔，八老先生想是小羊也。”杨守阯听后，将“小羊”误听为“小杨”，很不高兴地教训道：“先兄镜川发解浙闱，予后忝继之，人皆呼予为小解元。及先兄为学士，人亦呼予为小学士。先兄后为吏部侍郎，人皆称予为小侍郎。未闻以‘小羊’呼予者，禇公何以有是言耶？”结果，没有终席就回家了。第二天，禇圻带领诸属上门谢罪，杨氏并不领情(436)。这个故事，反映出杨守阯一本正经的为人风格，这正是传统官僚的不苟言笑形象。

杨守阯是一个大公无私的人。这种大公无私，表现在两个方面：在事务上，只有公义，没有私利。“若义有不可，辄怫然，终莫能夺。”有一次，弟子、御史张承仁巡按到宁波。到宁波以后，乘着夜色，先谒访杨守阯。结果，杨守阯不买账，说：“御史未谒庙，何先枉临？”张某屏退左右，悄悄地说：“恐有所赐教耳。”杨守阯正色说：“疑老夫以事相干，岂待我意耶？”于是，默不答，张某惶恐而去(437)。在钱财上，不敢积财，稍有钱财，即救助别人。“性好施与，不事积蓄，周人之急，不遑恤家。”(438)成化十六年七月，乡人倪应奎（光）为了儿子应试，向杨守阯借了二十两银子作为路资。后来儿子死在外面，其父倪应奎替儿子还债，杨守阯坚决不要，说：“汝衰老穷独，我当恤之，而复取之，非义也。”(439)正德四年，侄子杨茂仁卒，临终遗言，要求葬在杨守阯预先准备的城南祖关山墓地，杨守阯也满口应承了，且写了墓志铭。杨守阯儿子要求补差价，杨守阯坚持不同意(440)。一直到正德六年九月，仍在救助别人。这月，同年朋友牛正郎的儿子从南京来宁波，生活十分狼狈，杨守阯问夫人钟氏家中还有什么值钱东西否？钟氏说：“顾家无余物，惟妾簪珥尚余数金，可以助之。”杨守阯当即决定把簪珥给了牛氏。临终前，杨守阯说：“吾仕宦虽久，而家无所遗，特患汝辈无以为计耳。”(441)死后，家人向从侄孙杨美珩借了二十两银子，才办了丧事，可见杨守阯家中经济之拮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