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民族文学的艺术表现手法总是各有所长，通过相互学习来相互促进的。外国儿童文学在表现手法与艺术技巧方面比较注重儿童心理与接受特点，主张以儿童为主体，这给中国作家的创作提供了经验与启示。郑振铎认为安徒生之所以能写出不朽的童话作品，就在于他对儿童心理有着深刻的理解，“当他动手写童话之前，先把这童话告诉给小孩子听，然后才写在纸上，所以能创出一种特异的真朴而可爱的文体”。安徒生童话曾给严文井许多启示，他说，安徒生童话“虽然富于幻想性，却没有特别离奇古怪的故事，它们以一种强烈的优美的诗意感动了我，引起我思索”。我们从严文井富于哲理与诗意的童话中，可以看出接受安徒生童话影响的鲜明印记。陈伯吹的童话《阿丽思小姐》是由于受英国道奇森的《阿丽思漫游奇境记》的丰富幻想的启示而动笔的。他在回忆中这样说：“一个喜欢幻想有点想象的青年人，他给这书的艺术感染力感染了，也在这篇童话作品的本身得到了启发。至此，像一台蒸汽机的引擎，推动了我那创作的冲动与欲望。”1935年，茅盾在《关于“儿童文学”》一文中，针对当时“科学的儿童读物大半不太注意‘文艺化’，叙述的文字太干燥”的毛病，援引苏联马尔夏克的创作经验，指出儿童文学创作必须考虑到孩子们的心理特征与欣赏要求，它应当是：“文字简易而明快”；“有趣而且活泼”；“必须有明白的故事（结构）”，“而且这故事又必须是热闹的”“有英雄色彩的”；“必须有幽默”，“是活泼的天真和朴质的动作”。现代儿童文学作家在创作实践中都曾直接间接地吸取过外国儿童文学注重儿童特点、以儿童为本位的成功经验，或受丰富幻想的启发，或是艺术技巧的借鉴，或受故事情节的暗示，或是语言文字的学习，等等。

考察一种文学是不是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就是看它是不是尊重儿童文学自身的特殊艺术规律，即是不是考虑到读者对象——少年儿童成长发展进程中的年龄特征、心理特征、思维特征与接受特征，是不是真心实意地为儿童的健康成长服务，舍此没有第二个标准。五四以来的儿童文学，由于受到西方儿童心理学关于儿童心理发展规律的科学知识的影响，受到儿童本位论所包含的合理因素的影响，受到外国儿童文学作品富于儿童情趣的影响，这些影响从观念上、实践上直接间接地影响着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作家的艺术修养与创作实践，被他们消化利用，从而使现代儿童文学加快了文体自觉的进程，并最终与一般文学相区别，自成一系，独立发展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

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尤其是在它的早期阶段——虽然受到过外国儿童文学与外来文化的深刻影响，但它绝不是“欧化”的产物，它对外来的东西是立足洋为中用，目光四射，大胆“拿来”，消化吸收，它是一株牢牢地根植于中国现实土壤之中的充满生命力的榕树。但是，正如鲁迅所说：“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正是由于敢于大胆拿来，才加快了现代儿童文学的建设速度与发展步伐。这是我们在研究《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的发展轨迹时应当加以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

俄苏儿童文学：50年代的强势影响

中国当代文学及其独立组成部分的当代儿童文学是一个开放性的整体。这里的“开放性”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其作为一种仍在发展运动着的活的文学现象，在文学史的概念上不存在明确的下限时间界定；二是指其作为世界性文学的组成部分，由于当代世界交通信息的快速发展所导致的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及全球意识，已使每个国家的发展包括文学艺术，都已无法游离于世界文化大潮之外。就当代文学开放性的后一含义而言，这种开放不是单向的消极接受外来文化影响，而是双向互动的，既有积极“引进”的一面，也有努力“输出”的一面。

当代中国儿童文学与外国儿童文学的关系，从来就是一个开放交流、双向互动的关系。但就与具体国家、民族的儿童文学交流的密切程度与所受影响而言，则受制于1949年以后共和国特定时期的意识形态、对外关系与文学思潮；具体考察则可分为以下三个方面，也即三种交流路向：一是50年代与苏联、东欧儿童文学的交往；二是80、90年代与欧美国家为主流的西方儿童文学的交往；三是80、90年代与东南亚华人文化圈为主体的世界华文儿童文学的交往，以及与日本等亚洲国家儿童文学的交往。

儿童是人类的共同希望，儿童文学总是强调表现全人类共通的、最基础的精神要求与基本美德，因而儿童文学是没有国界的。相对于成人文学而言，当代中外儿童文学的交往所受非文学因素的干扰，比之中外成人文学的交往要少得多。

由于90年代初期苏联社会的激烈变化致使“苏联”已成为历史，苏联儿童文学也为俄罗斯儿童文学所取代，不过从文学史考察，苏联儿童文学成就的96%以上是由俄罗斯作家所建立的，因此当我们谈论俄罗斯儿童文学时，实际上也就涵盖了本来意义上的苏联儿童文学。为了论述的方便，本文有时将苏联儿童文学与俄罗斯儿童文学，统称为“俄苏儿童文学”。

苏联曾是世界儿童文学的重要创作基地与“出口”大国。据80年代统计，苏联国内有70多家出版社，用各民族52种语言出版少儿读物。数量已超过100亿册，并大量向国外译介，俄苏优秀儿童文学作品几乎都被译成世界所有语言出版。苏联儿童文学对中国儿童文学一直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从20世纪20年代末至50年代，苏联政治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苏联文学及其儿童文学也是如此。30、40年代，苏联儿童文学与理论话语逐渐进入中国，高尔基、马尔夏克、盖达尔、班台莱耶夫等人的著述深受中国儿童文学界的欢迎。50年代，由于中国奉行“学习苏联老大哥”的一边倒政策，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儿童文学蜂拥而入，大量翻译俄苏作品几乎成了一种浩大的运动。苏联儿童文学不但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少年儿童的精神成长，而且几乎左右着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走向。

史料显示，大量译介俄苏儿童文学是50年代中国少儿出版界、翻译界一道最为生动抢眼的风景线。共和国成立之初，有关部门曾对少儿读物作过多次较大规模的清理，认为有不少读物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不适合新中国儿童阅读。清理后所出现的阅读空白与当时向苏联学习的一整套决策相适应，于是大量译介俄苏儿童文学以解中国儿童的精神饥渴，自然成为50年代中国儿童文学的重要活动。50年代的俄苏儿童文学翻译、出版，以上海、北京为基地，而1952年成立的新中国第一家少儿读物专业出版社——少年儿童出版社（上海）则是其时的译介中心。主要翻译家有任溶溶、陈伯吹、李俍民、曹靖华、汝龙、草婴、黄衣青、戈宝权、梦海、吴墨兰、鲍倏萍、吕漠野、穆木天、楼适夷、张广英等，经过短短几年努力，就将俄苏儿童文学的主要作品译入了进来，用任溶溶的话说是“眼前展现了一个新世界”。这种翻译热情虽然后来在60、70年代因“反修防修”及“文化大革命”而中断，但“文革”后又被很快接续。

在俄苏儿童文学创作中，以张扬现实主义精神的少年儿童小说取得的成就最大，盖达尔、尼·诺索夫、阿列克辛是三位最具代表性的小说作家，60年代后的重要小说作家则有阿列克赛耶夫、巴鲁兹金、热列兹尼科夫、雷巴科夫、李哈诺夫、波戈廷等。“人与大自然”一向是俄苏儿童文学的传统内容，也是出版量最大最稳定的少儿读物。被誉为“动物文学大师”的比安基，曾与肖洛霍夫一起作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提名的帕乌斯托夫斯基，以及酷爱旅行、探险、农艺的普里什文是俄苏大自然文学的三位巨匠。近20年来，大自然文学的主题已由征服自然转向保护自然，向少年儿童传达“大自然是慈母”的观念。俄苏儿童文学中的诗歌与幼儿文学创作也有相当成就，普希金、马雅可夫斯基、马尔夏克、米哈尔科夫等都为孩子们写过优秀的诗歌。相对而言，俄苏童话创作比较薄弱，这与庸俗社会学对儿童文学的干扰有关，但在70、80年代，由于摈弃“左倾”影响，童话创作生产力已被极大地激发出来。

经过几十年持续不断的努力，俄苏儿童文学已被广泛译介进来，从普希金的童话诗《渔夫和金鱼的故事》到比安基的《森林报》，从卡塔耶夫描写卫国战争的少年小说《团的儿子》到盖达尔的《远方》、《丘克和盖克》，从阿·托尔斯泰为儿童编写的俄罗斯民间童话到曾被苏联禁止发表作品的作家如安·普拉东诺夫的小说《还有个妈妈》等，都走进了中国孩子中间。外国儿童文学研究专家韦苇认为：“论及外国儿童文学对中国儿童文学影响之深广，是没有第二个国家可与俄罗斯相匹比的。1985年前，第一流和接近第一流的俄罗斯儿童文学作品大都被译成汉文出版。外国儿童文学作品汉译工作做到这一步的，唯俄罗斯一国而已。”为了弥补60、70年代俄苏儿童文学译介的空缺，北京师范大学苏联文学研究所程正民等，又特意在90年代初，系统翻译了一部囊括苏联儿童文学发展史上各个时期的作品选集，包括从十月革命胜利初期直至90年代的新作，结集为《苏联时期儿童文学精选》，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于1993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