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看到，我们所提出的网络理论可以为理解规模法则以及定量解决生物学中一系列不同问题提供总体概念框架，但它也会很自然地带来下面这样的问题：这一框架是否可以延伸并用于理解其他网络系统，如城市和公司。从表面上看，它们与生命体和生态系统存在许多共同点：毕竟，它们也会代谢能量和资源，产生废弃物，处理信息，生长、适应并进化，感染疾病，甚至会发展出肿瘤并不断扩大。此外，它们也变老，几乎所有公司最终都会消亡，但对于城市而言，只有极少数会消亡，我们会在晚些时候再思考这个谜题。

风格各异的城市

从左上方开始，顺时针方向分别是：巴西圣保罗的钢铁水泥摩天大楼，也门萨那的有机城市，澳大利亚墨尔本城镇和乡村的融合，西雅图对于能量的挥霍性使用。

我们许多人会在不经意间使用“一座城市的新陈代谢”“市场生态”“一间公司的DNA”等字句，似乎城市和公司就是生物体。即便追溯至亚里士多德时期，我们仍会发现，他在提到城市时也持续称其为“自然的”有机自主实体。最近，建筑领域出现了一场颇具影响力的运动，它被称作“新陈代谢运动”，明显是从生命体的再生这一新陈代谢过程中获得了灵感。该运动将建筑视作城市规划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而且是一个不断进化的过程，这意味着建筑物应该从开始设计时就有改变的意识。“新陈代谢运动”的最初提倡者之一便是日本著名设计师丹下健三（Kenzo Tange），他是1987年普利兹克建筑奖获得者，这一奖项一直被视作建筑界的诺贝尔奖。然而，我发现他的设计是无机的，主要由直角构成，用混凝土建设，有些了无生气，并不具备曲线美以及生物体的灵活特点。

作家们也曾表达过有关城市的生命观点。一个极端的例子便是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他是20世纪50年代“垮掉派”诗歌和文学的奠基人之一。他曾经写道：“巴黎是一名妇女，而伦敦是一个在酒吧中抽烟的独立男人。”然而，在商业世界中，尤其是在硅谷，如果不是真正的生态学和进化生物学，那就是这些概念和语言抓住了人们的想象力。商业生态系统的概念已经成为标准的时髦术语，让人联想到某种达尔文式的市场适者生存。1993年，当时还在哈佛大学法学院的詹姆斯•摩尔（James Moore）在一篇题为《掠食者和被掠食者：一种新的竞争生态》的文章中首次提到了“商业生态系统”一词，这篇文章获得了麦肯锡年度奖。 这是一个相当标准的生态学故事，个体企业替代了自然选择进化动力学中的动物。为了试图与理解公司的传统文学作品保持一致，这篇文章中充满了定性的预测，而没有定量的预测。它的伟大之处在于，它强调了社区机构的角色、系统性思考的重要性，以及不可避免的创新、适应和进化过程。yipindushu.com

那么，所有这些提到的生物学概念和过程是否都是定性的比喻，就如同我们随意使用“量子跃迁”“动量”等科学术语来描述用传统语言难以描述的现象？它们是否表达出了某些更加深刻、更加实质性的东西，意味着城市和公司其实是遵守生物学和自然选择规则的庞大生物体？

这些就是我于2001—2002年在圣塔菲研究所与拥有社会经济学背景的同事们进行非正式讨论时思考出的大致想法。当时仍然在巴黎大学执教，后来到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执掌进修教育学院的著名人类学家桑德尔•范德•莱乌（Sander van der Leeuw）正好在圣塔菲研究所学术休假。此前曾在圣塔菲研究所主管经济项目的戴维•莱恩（David Lane）当时也在，戴维是知名的统计学家，他受到圣塔菲研究所的启示转而研究经济学。他曾担任明尼苏达大学统计学系主任，后来又去了意大利的摩德纳大学，开设了一个以理解创新，特别是那些作为意大利北部命脉的制造业领域的创新为方向的项目。（你或许因为著名的香醋而知道摩德纳，更不用提那里是法拉利、兰博基尼、玛莎拉蒂的故乡。在我第一次访问摩德纳时，戴维向我介绍了那里的传统香醋，它与我们现在用在沙拉中的调味品有着明显的区别，但价格超过我曾经买过的最贵的酒。）

尽管我心存疑虑，但戴维和桑德尔让我确信，将基于网络的标度理论从生物学延伸至社会组织是值得尝试的。于是，他们成为这一覆盖面更广的项目的主要推动者，该项目覆盖了我们的共同兴趣，包括创新、古代社会和现代社会之间的信息传递等，以了解城市和公司的结构和动力学，而所有这些都是从复杂的视角来看的。该项目被称作“ISCOM”（作为复杂系统的信息社会），得到了欧盟的慷慨资助。不久后，巴黎大学著名城市地理学家丹尼丝•皮曼（Denise Pumain）加入我们的合作研究之中，我们4个人每人负责该项目的一部分。我在圣塔菲研究所组建了一个全新的跨学科合作中心，其首个目标便是研究城市和公司是否表现出按比例缩放的特点，若如此，则继续研究出理解它们的结构和动力学的定量化原理及理论。

同生命中的许多事情一样，一个人在一个项目提议很久之后再回头去看，会获得更多的启示。例如，如果回头看看我们早期工作室的人员名单，会发现他们之中很少有人最终成为合作成员。这在一个项目刚开始时是很平常的事情，就像我们这个跨学科的新问题本身。刚开始时，你会发现有着不同背景的各式各样的人会加入进来，只要他精通与项目相关的专业知识。他们希望彼此之间能够产生协同效应，迸发火花，并对某些全新事物的前景感到兴奋。然而，即便他们被该项目的智力挑战和潜在成果深深吸引，许多人仍会发现，这不足以让他们牺牲时间完全参与进来，于是他们会重新设定自己研究计划的偏好方向；另外一些人则发现，他们对此根本不感兴趣，或者认为不可能产生任何实质性的结果。最终，通过口耳相传，通过偶然的联系和非正式的讨论，通过渗透和扩散，一个不断进化的研究员团队逐渐成形，其中的成员有着不同的学位，愿意长期面对这些挑战，并且会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做切实的工作。这便是有关比例缩放的研究和ISCOM社会机构组成部分的产生过程。

随着该项目不断取得进展，ISCOM的范围和重点不断扩大，但它的愿景多年来一直未曾改变。该项目的初衷是这样表述的：“由于企业和城市结构与社会网络系统存在明显的相似性，将用于理解生物网络系统的分析扩大到理解社会组织上来，对这样的可能性进行研究既非常正常又令人难以抗拒。与此同时，社会组织内的信息流动与物质、能量和资源的流动同样重要。”许多问题因此被提出，包括“什么是社会组织？恰当的规模法则是什么？为了引导信息、物质和能量的社会流动，组织架构的建设必须满足哪些限制条件？特别是，这些相关的限制条件都是物理学上的吗？还是必须要考虑社会和认知的限制？”

从表面上看，纽约、洛杉矶和达拉斯给人的感觉完全不同，东京、大阪、京都同样如此，巴黎、里昂和马赛也是这样，但与鲸、马、猴子之间的区别相比，它们之间的区别相对较小。前面的章节曾经提到过，鲸、马、猴子这三种动物实际上是根据简单的幂律规模法则关系，互为比例缩放的版本。这些潜藏的规律是它们体内运输能量和资源的基础网络的物理学和数学表现形式。城市也受到类似的网络系统的限制，如道路、铁路和电线，它们运输人、能量和资源，这些流动成为城市新陈代谢的体现。这些网络系统是所有城市的实体命脉，它们的结构和动力学会随着持续反馈机制的作用而不断进化，这一反馈机制根植于成本和时间最小化的优化过程。无论是哪座城市，大多数人都希望以最低的成本，用最短的时间从A点前往B点，大多数企业也希望它们的供给和物流系统能够如此。这表明，尽管表面存在差异，但城市可能也同哺乳动物一样，是彼此按比例缩放的版本。

然而，城市并不仅仅是通过各种运输系统联系起来的建筑物和结构的物理体现。尽管我们通常从物理层面认知城市——巴黎漂亮的林荫大道、伦敦的地下铁路、纽约的摩天大楼、京都的寺庙等，但城市远比它们的物理基础设施丰富。事实上，一座城市的实质是生活在其中的人，他们为城市带来了活力、灵魂和精神，当我们参与一座成功城市的日常生活时，我们内心就会感受到这些难以言传的特点。这或许看上去很明显，但规划者、建筑师、经济学家、政治家和决策者等城市思考者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城市的物理特性上，而非居住其中的人，以及他们彼此之间如何互动。通常很容易被人们忘记的是，一座城市的关键是要将人们团结在一起，利用一座伟大城市的多样性所提供的绝佳机会，促进人们之间的互动，并由此创造观念和财富，激发创新思维，并鼓励企业家精神和文化活动。这就是我们1万年前不经意间开始城市化进程时发现的神奇公式。由此带来的出人意料的后果便是人口的急剧增加，人们的平均生活质量和生活标准也持续提升。

不同城市的网络结构

洛杉矶的道路网络和纽约市的地铁网络；水、天然气和电力等其他基础设施网络并未显示出来。

与其他所有涉及人类心理世界的事物一样，威廉•莎士比亚明白我们与城市之间的根本共生关系。在他那令人感到可怕的政治戏剧《科利奥兰纳斯》（Coriolanus ）中，一位名为西基尼乌斯（Sicinius）的罗马护民官浮夸地说：“城市即人。”平民们则坚定地回应说：“的确，人即城市。”在我看来，这就是说：城市是新兴的复杂适应社会网络系统，是居住其中的人们持续互动的结果，并因城市生活所提供的反馈机制而不断提升和进化。